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拨乱反正中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问题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繁重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首先必须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国情，拨乱反正，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上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来自“左”的方面的错误倾向，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鼓吹“两个凡是”；一是来自“右”的方面的错误倾向，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了这两种错误，端正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他要求我们：
1.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所谓完整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联系的、具体历史的观点去理解它的每一个原理。不能割裂、肢解马列主义，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所谓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分正确思想和某些错误。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运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所以，马恩列斯毛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不应该对他们和其他任何人搞所谓的“凡是”。
2.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针对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出现的否定马列主义和所谓“非毛化”的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要因为暂时的曲折而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同时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因此，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3.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玄奥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语言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针对当时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和形式主义泛滥的倾向，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写文章要短，讲话要精练，要有新的语言。这些都应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二）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中国”化。要中国化，就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谓认清中国的国情，就是要对中国革命的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即中国社会的性质、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要有清楚的认识。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过去的许多失误就在于离开了现实，超越了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然而在纠正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企图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要求退回到新民主主义，进而“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的右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现在“处在初级阶级，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我们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是不成熟、不完备、“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第三，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必要，不是为了“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用它来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与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相联系，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也是基本国情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时，一再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并且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上我们对它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三）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无论是新干部和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鉴于许多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有根底，他一再强调，“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他说：我们不搞政治运动，但“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下根底，才能“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既要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的理论和思想。他针对思想理论界发生的偏向，尖锐地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这种偏向应该坚决纠正。
所谓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必须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要选好“结合”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找准“结合”的切入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运用好“结合”的方法途径——求真务实，辩证思维，处理好一般与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探求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规律，发扬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既继承前人成果，又突破陈规，不断探索创新。“结合”的结果应该是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符合实际的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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