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一个时代的记忆

电影《本命年》剧照

电影《香魂女》海报

一、阴错阳差

1942年，谢飞出生在硝烟弥漫的陕北延安，母亲是一名老红军，父亲谢觉哉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首任内务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在那个时局紧张的抗战年代，电影对于生长在窑洞里的谢飞来说，还只是一个城市里才有的传说。

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不到七个月，谢飞就火急火燎地呱呱坠地了。医疗和营养条件的落后，不由得让父母为他担忧，便给襁褓中的这个婴孩，取了一个象征“长流不息”的乳名：延河。

小“延河”喝着延河水长大，懵懂中迎来了抗战胜利，又在闪烁的记忆碎片里度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从7岁开始，谢飞与共和国都迎来了各自美好的十年。从八一小学、一○一中学、北京四中，到修习书法、表演戏剧，这位少年逐渐展露出自己的文艺天赋，这连老成持重的法学家父亲，也未曾想到。

谢飞读北京四中时，和同学一起写剧本、演话剧，甚至还男扮女装反串过一把校园话剧《蔡文娇》。后来，受爱好收集电影说明书的姐姐影响，谢飞迷上了电影。

“以后我将看电影的感想，对影片的艺术处理及演员表演作初步的评论得出结论，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一段文理不太通顺的表达。谢飞以此语立下“志向”，一头“栽进去了”，坚持从1957年到1962年写了三本厚厚的观影笔记。他平均每月要看十五六部电影，两天看一部，每部都有分析评论。

谢飞与谢觉哉年龄相差五十多岁，父亲对他更多是精神上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身教。谢觉哉身担要职，没有太多时间直接过问儿子的职业规划，但他却给予谢飞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其实，选择电影作为终身职业，对于谢飞有些阴错阳差。他原本的志愿是去苏联学习俄罗斯的文学和历史，翻译和研究俄罗斯小说。然而，这个计划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搁浅。

自此，谢飞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踏上了自己热爱的电影之路。

谢飞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他对于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有着清醒认识。一种“共和国情结”渗透在谢飞的电影作品里，那是对传统价值规范的坚守，是个体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

二、理想主义

1979年底，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创作会，杨延晋、薛靖的《苦恼人的笑》，滕文骥、吴天明的《生活的颤音》，黄健中以副导演名义拍摄的《小花》，让观者眼前一亮。

而1980年吴贻弓的《巴山夜雨》、1981年郑洞天的《邻居》和张暖忻的《沙鸥》的出现，以及后来陆续摘得的“金鸡”“百花”等多个奖项，正式宣告了中国电影“第四代”的登场。

“第四代”坚持创作与理论互动，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初滥觞一时的电影创新思潮。恰如他们在“北海读书会”写下的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谢飞，则是“第四代”中将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得最长久的一位。虽然在“第四代”的早期，他并不是领跑者，但却几乎是“第四代”导演中唯一的一位将作者立场贯彻始终的实践者。

谢飞一共执导了9部作品，其中他自己认同的有6部，包括再现“共和国一代”共同记忆的《我们的田野》，改编自文学名著的《湘女萧萧》，挖掘人性深度的《香魂女》和《本命年》，体现“第四代”诗化意识的《黑骏马》，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的《益西卓玛》。

谢飞的创作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起伏，苏联诗电影的风格影响了他的电影语法，文学名著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少数民族题材让其才气任意驰骋。他以诗化影像颂扬理想主义，其作品民族韵味与东方气质并存，人文关怀与文艺坚守共俱，形成了富含人文气息的电影流脉。

1974年至1975年，谢飞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影片《杜鹃山》的场记和《海霞》的副导演。谢铁骊、陈怀皑、钱江成为他专业实践课程的老师。他至今仍保留着拍《杜鹃山》时记录的分镜头剧本原始稿，“第三代”导演人的认真细致以及道德品格，给了他极大影响。

谢飞执导的头两部电影，并不被他自己认可。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大家的思想还并未完全扭转，经过十年的动乱，他急切地想要争取实践与创作的权利，于是便和郑洞天联合执导了影片《火娃》和《向导》。

谢飞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但《火娃》的失败也让他习得一课，当停机粗剪后，他才发现情节不够，全片长度不到70分钟，需要大幅度的补拍。

谢铁骊看样片时说：“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这句话让谢飞铭记终生。

1965年，谢飞23岁，刚毕业便遭遇“文革”，最初，他与同辈青年一并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直到“文革”后期，他才猛然醒悟。

十年浩劫结束了，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真实表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艺的要义。谢飞也在自我反思，并推出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我们的田野》。

1981年，谢飞带着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学生到北大荒拍摄了一部半个小时的黑白短片作业——《我们的田野》。

编剧兼导演潘渊亮在北大荒劳动生活过七年，而谢飞在“文革”中也在白洋淀农村种了四年水稻。相同的经历让两人产生共鸣，1983年，谢飞与潘渊亮等人共同对电影进行改编，把它拍成了一部彩色故事长片，以知识青年陈希南等人的执着来颂扬理想主义。

正如电影中所说：“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青春和信仰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青春不会毁灭，不会消亡，正像一场大火之后不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从黑色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新、更美、更茁壮。”谢飞也在灰烬底部孕育新生，释放沉积的激情，《我们的田野》成为他创作谱系中唯一一部直接渗透自身情感和经历的电影。

电影中，青年们曾深情唱起一首20世纪50年代广为流传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这正是谢飞对逝去年华的呼唤。

《我们的田野》成为当时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的代表作之一（当时有一批对“文革”进行控诉和反思的电影如《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等）。谢飞的这部“处女作”真诚、抒情，但人物塑造稍弱，而他满溢的理想主义，也使影片温情有余，批判不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文化反思热潮。谢飞感觉到，不能只以苦情控诉曾经的灾难，而应该从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进步之难与“文革”之源。影片《湘女萧萧》便是他这一阶段的反思之作。

电影《湘女萧萧》改编自沈从文的名作《萧萧》，故事描写了一位12岁的童养媳受尽苦难，终于熬成婆婆，但又把相同的灾难带给她的下一代的故事。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就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制约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

“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的这句话被印上了片头，成了题眼。电影也首次出现裸体和“野合”的场面，突破了传统电影中“性与裸体的禁区”。

与《我们的田野》相似，《湘女萧萧》摄制组多用学校的人马，从而做到了经济上的宽松，学术艺术氛围浓厚。影片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还作为我国首部进入美国商业发行网的影片，在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