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马不停蹄用脚步丈量甘孜每寸土地，把生命献给了故乡
毕世祥走了，在他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张没有完成的甘孜州地图，上面用红旗标注着群众文艺演出已覆盖的乡镇。他盼望着红旗插满全州２７８５个行政村的那一天，永远也等不到了。他牵挂的白玉县先锋村水泥路修通了，山岩乡的蔬菜大棚建好了，加劣的儿子重返课堂了，但他却永远也看不到了。
毕世祥常把“工作要踩稳‘地平线’、接地气，才能有灵气”挂在嘴边。而他，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１９９７年，毕世祥被任命为甘孜州旅游局局长时，州内尚无一处开放营业的景区。为编制全州旅游发展规划，他常骑马到高山深谷实地调研。于是有了个绰号，“马背上的局长”。
“甘孜美景多在高寒边远处，交通条件落后，主要代步工具是马。有些地方连马也走不了，只能徒步。”甘孜州旅游局副局长王秋蓉说，“人困马乏，只能拽住马尾巴，一步一步向前。全州的山山水水，他几乎都走遍了。”
就这样，从最初七八个人、２３把折叠椅、两部老式电话，到甘孜州旅游业与国际接轨，国际游客位列四川第二。在担任旅游局长的１１年时间里，毕世祥为甘孜全域旅游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常年奔走在基层的毕世祥，马不停蹄用脚步丈量着甘孜州的每一寸土地。在同事张建国的工作日记里，记录了毕世祥担任甘孜州副州长４年来的工作状态。他平均每年行程８万公里，一年２００天以上时间在农牧区基层，深入全州３２５个乡镇实地调研。
石渠县是四川海拔最高、最偏远的县，被称为“生命禁区”，也是毕世祥任副州长期间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县。２０１０年，因玉树地震，他先后１７次奔赴海拔４３００余米的石渠县，在灾后重建的日子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当地很少干部知道，这个忘我工作的领导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每晚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此前，毕世祥曾出过车祸，落下了后遗症。每当天气变化或到高海拔地区，他就会头痛难忍。
这个立志“将自己的爱和所学专长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康巴汉子，不仅将爱洒向雪域高原，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有雪山般的高洁品质，挺直的腰板从未弯过
毕世祥走了，留给家人、亲友的是无尽的哀思和未竟的承诺。
“他这个人啊，天天忙工作，过年也很少在家。”翻看为数不多的几张全家福照片，毕世祥的妻子许惠明恍若隔世。那个陪她在厨房做饭、饭后手挽手一起散步的丈夫，仿佛从未离开，只是“这一次，他出了趟长差”。
在毕世祥有限的生命里，留给家人的时间太少太少。岳母去世、父亲病危，他不在身边；母亲、妻子的手术他都没能陪护。妹妹毕玉有时会埋怨哥哥太不顾家。８０岁的老母亲却说：“你哥哥工作忙，我们要多理解他。”
毕世祥出生于甘孜州丹巴县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家中兄妹二人，他是长子。他的母亲和妹妹，至今仍生活在老家一套５０平方米的旧屋。
得知儿子去世的噩耗，老人浑身抽搐，泪流满面：“世祥不该走啊！他该活着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我老了，没用了，我愿用我的命换世祥的命！”
正是这种宽厚的母爱、淳朴的家风，塑造了毕世祥厚德为人、清廉为官的品格。他的衣服，数得过来的几件。在吃上，他更不讲究，“吃饱就行”。下乡就吃政府食堂或路边小店。对自己很“抠”的毕世祥对群众却很大方，下乡时，掏出几百元塞给牧民是常事。
毕世祥同学刘承瑜说：“他对外人好得很，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但家里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是领导受到照顾。”毕世祥的独子毕达大学毕业后，想让家里帮他找工作，他一口回绝说：“自己的路自己走，靠自己才算是真本事。”
毕世祥脾气直。身边的同事说，只要是违反原则的事，即便是在州常委会上，他都会拍桌子反对；不管是谁，他都会当面拒绝。工作３０多年来，他挺直的腰板从未弯过。妻子曾劝他，周围的人都被你得罪光了，等退休了连陪你晒太阳的人都没有。
在送别丈夫的那天，许惠明发现自己错了。自发赶来与丈夫告别的群众挤满了山坡。那些认识、不认识的人握着她的手低声啜泣。远在百里外的一些村民，点起酥油灯、念“六字真经”，愿毕世祥来生不再忙碌。
高原之子，又回到了雪山的怀抱。他的足迹，他的生命，早已融入甘孜的山山水水，永远留在了藏区群众的心里。（新华网成都４月２日电 记者 吴晓颖、党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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