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敏
“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言谈举止中，范敬宜无不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与谦和。
我和范敬宜年龄相差近40岁，又是师生关系。翻阅他给我的信札，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慧敏仁弟。收尾总是常用“此颂曼福”“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有才而性缓方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是他的真实写照。
和范敬宜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对谁，他都彬彬有礼。即使在楼道里碰见门卫、清洁工，他都会停下来亲切打招呼。他喜欢亲自到食堂打饭，随意坐在任何一个员工对面和人家谈天说地。
报社吃午饭的人多，吃晚饭的人少。一天，范敬宜留在报社吃晚饭。北区食堂只开了二楼，一楼卖饭的窗口挂了个小牌：“吃饭请上二楼。”
范敬宜没看见那个牌子，就问几个聚在一楼聊天的食堂职工：“请问在哪里打饭？”连问几声却没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声音，谁知一个小年轻大吼一声：“看牌子！没长眼？”
范敬宜并没有生气。来到二楼，见我也在，便打了饭坐在我对面，悄悄对我说：“食堂的师傅真凶哟！”听完原委，我很气愤：“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他们领导？”他摆摆手一笑，便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有一次，范敬宜参加完一个会议，散步走回报社时已是晚上10点多。恰巧没装证件，门卫便挡了驾。按照报社规定，没带证件必须内部人员接应方能进大院。他便站在门旁静静等候。当时正值隆冬，后来有人经过，告知门卫“这是总编辑老范”，门卫一脸歉意。范敬宜非但没有生气，还连声称赞门卫做得对。
不过，范敬宜对身边的人，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刚到人民日报，我在夜班值班。一天，为了改稿问题，一位编辑和排版工人发生了争吵。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可却让我无端受了委屈，因为那位吵架的编辑也姓王，事过不久，在讨论我的入党转正时，有人提意见说我不尊重工人——他们把两个“王”编辑弄混了。
吵架这事传到了范敬宜耳朵里，他严厉地告诉党委有关领导：“坚决延后王慧敏的转正。不改正错误，就不能让他入党。”
1997年，按照规定我可以申报副高职称，根据当时业绩，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的。谁知评选时，我被拿了下来。一位负责的同志告诉我：“范总说了，今年申报的人很多，让把你往后压压。”
说实在的，这两件事，当时确实让我别扭了很久。
吵架事件，最终还是弄清了。一次，我到范敬宜办公室送大样，他把眼镜拉到鼻梁下端，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入党转正这件事，你们主任班明丽同志后来告诉我了，是党委搞错了。”他顺手拿过便签写了一句话递给我：“苟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几可任事矣！”
这算是对我的平反吧。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便签当书签来用。
2002年秋，报社派我到新疆记者站驻站。临出发前，范敬宜打来电话，让我多拿几个采访本去他家一趟。我以为是他手头没有笔记本用了，便买了十几本带过去。
到范敬宜家后，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采访本递给我：“我手里只有这两本。你看看第一页。”我翻开一看，两本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见官低半级”。
范敬宜解释：“这句话，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我的。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记者是无冕之王，见谁都不应该低半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生风浪，我终于悟透了这句话。‘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你现在到新疆当站长，是代表人民日报在当地行使职权，只有尊重当地干部，尊重那里的每一个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
他把我带去的每一个采访本的第一页上，都端端正正写了“见官低半级”这句话。说：“写在采访本上，对你时时都是个提醒。”
2004年之后，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党的十七大代表等荣誉称号。2005年底，我回京开会，范敬宜把我叫到家里，送给我一条幅，上书“求阙”，并附嘱言：“阙者，缺也。世间事，皆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唯时察己‘缺’，方能‘圆’矣！”
范敬宜向我解释：“人生追求，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他打了个比方：“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他进一步提点，今后报社再给你荣誉，要学会主动退让。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时的万紫千红，慧不如痴，速不如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前段时间，整理旧物，共找到了范敬宜写给我的数十幅字。大多是对我的提点，而每一条都点中了我的“命门”。我感慨万端，这些年，他好像一直隐身在我的身后，跟着我，盯着我，随时矫正着我的人生航迹。
“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忆起和范敬宜的师生缘分，每每有“摧肝”之痛。
2007年秋，我回京参加党的十七大。报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老干部局局长刘宝元打电话给我：“参加完会议你不要着急回新疆。老范不久前患脑中风，颅腔大面积出血。医院已报了病危。”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会议期间，我每天都祈祷着能有奇迹出现。
就在会议结束前的那天晚上11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因为次日要参加闭幕会，我已早早休息，黑暗中看也没看就接了电话。
“我是老范！”我大吃一惊。“你听说了吧，前些天，我脑中风。差一点，我俩就阴阳两隔。现在危险期已过去了，你方便时来看我，我住北京医院。”
我真是又惊又喜！
会议结束的当天，我便赶往北京医院。范敬宜穿着病号服等在病房门口，老人消瘦了很多，但面容依旧是那样慈祥。他告诉我，医生说像他这样的大面积颅腔出血，抢救过来的概率很低很低。
“你猜我是怎么知道你到北京开会的？我在医院一直处于昏迷之中。那天，陪护的人在看新闻联播，我隐隐约约听到王慧敏几个字，我使劲从云里雾里搜寻这个词。慢慢就醒来了。”
因为师生关系，我始终对范敬宜怀着敬畏之心。不过，偶尔也会和他开个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这幅照片的来历，夸赞照片作者王文澜如何善于抓拍。
我说：“美中不足的是缺齿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
范敬宜哈哈大笑，说“狗窦大开啊？”接着吟诵起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还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诵，他摇头晃脑给我做起示范，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念完闭着眼睛洋洋自得地问：“这是桐城古韵。好听吗？”
我一句也没听懂，便照实说：“不太好听。”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声，客厅长时间陷入沉寂。
现在想来真是后悔，我当时怎么就不能善意地撒个谎呢！
我年轻时喜欢锻炼身体，进入中年后人犯懒，渐渐胖了起来。尤其是到新疆工作以后，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体重迅速飙升，脸吹气球般地圆了起来。
有一年，报社开年会，我去看范敬宜，他吃惊地看着我：“怎么搞的？脸怎么都成这样了？”他两手放在腮边比画了一下说：“人家某某某也是这种脸型，但人家是大块头呀。”范敬宜的老伴吴师母正好在旁边，忙给我解围：“你别这样说慧敏，胖又不是缺陷。”他却正色道：“关键是太胖会影响血压、心脏。”
此后，每次去见范敬宜，他都会着急地说：“抓紧减肥！抓紧减肥！”
2008年夏，我的脚踝骨折。范敬宜一遍遍打电话给我，交代康复中应注意的事项。他安慰我，不要有心理负担，说他的腿早年在“学大寨”的工地上被撞断，腿里一直保留着一枚十几厘米长的钢钉，并没有影响以后的生活。
腿好后，我回京时去看范敬宜。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前面瞧瞧，后面瞧瞧，还问吴师母：“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吗？”
人一上了年纪，可能都会有点“老小孩”的样儿。每次回北京开年会，范敬宜都会计算着会议哪天结束，我应该哪天去看他。一般情况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都会马上去看他。有时，手头有事耽搁了，他就会打来电话：“前天你们会议不是就结束了吗？”
一次，我去看范敬宜，趁他上厕所，吴师母悄悄告诉我，今后你再来，等快到门口再告诉他。否则，他会到阳台上，站在小凳子上一遍一遍往外看，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那么大年纪了，摔下去怎么办？
我和范敬宜都不健谈。所以，单独在一起时，交谈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都是埋进沙发里静静地品茶，偶尔说上几句，也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没个中心，没个主题。不过，我俩都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范敬宜中风之后，思维、语速都比以前慢了。有次送我到门口，他悄悄问我：“我是不是反应很慢啊？”我的眼睛酸涩了。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一熬夜，我的血压就会升高。范敬宜闻知后，总是提醒我要按时吃降压药，说自己中风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遵医嘱。
在范敬宜生命的最后两年，新闻联播完后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知道准保是他打来的。拿起听筒，总是听到几句简单的嘱咐：“我是老范，没有打搅你吧，要多注意血压，早点休息……”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晚年的范敬宜，屡遭不幸：先是中风，后来眼睛出现白内障。动手术时，又出了事故，视网膜穿了个洞，一只眼睛几近失明。
我闻讯后，责怪医院不负责任。可范敬宜依然是那样的宽厚：“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再说，已经成这样了，追究有什么用。”
因为早年的腿伤，范敬宜行走本来就不灵便。中风之后，行走就更加困难。他住在4楼，楼里没有电梯。一次，他告诉我，很想下楼走走，可是有一次下去后，上到二楼怎么也走不动了，只好坐在台阶上休息，幸好一个邻居下班回来看到了，把他扶进了家。
在范敬宜去世前的两年，又查出患胆结石。他告诉我：“疼起来简直要命！在床上打滚，满头黄豆大的汗珠，把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让我给他寄点西湖藕粉，说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北京卖的藕粉，就像面粉，没有一丁点儿藕的味道！
这是范敬宜唯一一次托我办事。
还在上研究生时，范敬宜就嘱咐我有空多帮他收集资料。他说，别人都说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他要结合毕生的新闻实践，进行系统地总结，从理论到实践计划出十几本。
后来，范敬宜一直沉浸在办报中，迟迟没能动笔。从人民日报退休的前两年，我又一次催促他，并把收集到的他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交给了他。他歉意地看着我：“你看，一桌子的大样，哪有时间啊，等退休后再写吧。”
等到退休之后，范敬宜又到了全国人大。我再催促他，他说领导让整理的调研报告一大摞一大摞，等从人大退了再说吧。
等到从人大退下来后，范敬宜又受邀到清华大学创办新闻系。说起清华办学，他压抑不住地兴奋：“教书育人意义太重大了。新闻系太需要懂国情、又有新闻实践的老师了。现在新媒体兴起，许多大学生对主流党报存有偏见，经过我的引导后，很多人纷纷要求到党报工作。”
醉心于育人，范敬宜毕生的积淀，始终未能变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2009年夏天，报社在北戴河培训基地开年会，正好范敬宜也在此休养。我去看他，他提议到阳台上散散步。那天有风，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栏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快呀！就像睡了一觉，梦还没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就没有时间了。”他转过头问我，“你今年四十几了吧？抓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对了，你的下乡手记一定要结集出版。我在给学生讲言论时，经常拿它做例子。可惜我已没能力给你作序了，现在是提笔忘字啊。”
那次，范敬宜跟我约定，等他身体好点，想让我陪他游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严子陵钓台。他说他的先祖范仲淹主政睦州（今浙江桐庐）时曾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其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两句，流传千古。
这个机会一直没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报社的陈大夫给我打电话：“老范估计很难撑过去了，抓紧回来看看他吧。”
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说明天就回去看他。他急了：“千万别来，千万别来。我知道，现在是报纸发行最吃紧的关头。撂下工作回来，我可不高兴！发行完了再回来。”
不承想没过几天，恩师驾鹤西去。
我的老师范敬宜去了，那个爱唠叨我的人去了！历历往事忆多少？纸罄难了，墨尽难了！
教诲将伴笔耕老。
很想在新闻联播后，骤然听到电话铃声；很想听到“你要注意血压”“别再胖了”这样的唠叨。可这一切，随着他的离去，再也听不到了。
范敬宜走了，带走了他的儒雅和谦和，带走了他的新闻追求和遗憾，带着那个年代学人特有的范儿，去了，永远地去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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