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产保健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上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
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
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
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
“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
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
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
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6‰。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
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
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如今，生殖保健已经扩展成涵盖一生的一条龙健康服务。
严仁英一手创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渐茁壮。
1998年，卫生部妇幼司为表彰严仁英为妇幼卫生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特铸严仁英铜像，“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敬称广为流传。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访后手记
在严仁英病房中的采访，因其病重无法交流而不得不仓促结束。然而，看着她肃穆的颜容，我知道她一定还惦记着很多事情，牵挂着许多人群。临床治好一个病人就可以享受成功的喜悦，但保健则注定是个无止无休的工作。据说严仁英笃行“生命意味工作着的每一天”的信念，直到95周岁高龄还每礼拜到医院上两天班。看着原本高大魁梧的“好样板儿”，如今却又瘦又小，而病房对面严仁英一手开创的妇幼中心却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我心里默默地说：“严大夫，您可以歇歇了。”
两千多年前，孔子面对不断的纠纷立下过宏愿“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开启了民间教化、和谐中国的源头活水；同样是两千多年前，中医的经典《灵枢》也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著名论断。将眼光投向纠纷、病变之前，关注所有的人群，这正是“仁者爱人”的大慈悲大智慧所在。而杨崇瑞、严仁英等人走的，正是这条“博爱”的道路。
噫！微斯人，其谁与归！愿中国的保健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谨以此文，献给百岁的严仁英教授！（记者 罗容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