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视野下的基层治理：撤乡并镇 带来什么

难处

较落后地区容易“被平均”，乡镇管理半径扩大增加生活成本

撤乡并镇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却并非事事都能做到“齐步走”。

“有通村路，无通组路。”今年60岁的陈明逵，已经连任六届朱家沟村村支书。干了20多年村干部的他，对撤乡并镇深有感触。

大队变小队，小队的项目就会被“吞并”。陈明逵解释道：“因为3个村变1个村了，项目减少了一多半，修路、灌溉、通电的项目就辐射不到各个小组。我们村至今还有3个组不通路，这样会让本来就贫困的村民生活更加困难。”

目前，国家许多针对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以乡镇为对象，被撤并乡镇地区的投资机会随之丧失。撤乡并镇对人员机构做了“减法”，但与此同时，也让公共服务在无形中缩水。乡镇管辖面积扩大，增加了农民的办事难度和经济负担，公共服务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成了“被平均”的对象。

海棠园村，就是这样一个“被平均”的例子。距离中心镇最远，还是镇上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庄。

撤乡并镇以后，许多事都得去镇上办，也就越发不方便了。“到镇上至少有13公里的路，路费、餐费不说，要是碰到领导出门或者下乡，还得住一晚上，一趟的成本就得百元，这对我们靠山吃山的群众来讲，花费已经很高了。”被撤销乡镇的老镇长雷明星说。

这个困境，乡镇也意识到了，于是先后设立服务中心、维稳中心、办事处等机构，但效果仍待检验。

不能过度撤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贺海宁坦言：“现在撤并得刚刚好，再精简就有问题了，会导致基层政府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降低。”

从区域的特殊性讲，宁陕县许多乡镇都处于泥石流、滑坡点，一旦有灾害发生，在资源向中心镇倾斜的新体系内，信息能否及时传达、物资能否顺利运到都是问题。

从民风民情上讲，在中国农村，有开村民大会的习惯，傍晚一召集，村民们陆陆续续搬着凳子结伴而来，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既完成工作，又密切了干群关系。而随着乡镇半径的扩大，村组的撤并，这样的场景却变得少见了。

在教育上，宁陕县民政局的安明友提到，如果再撤并，势必会造成一些生活能力较弱的孩子被迫去较远的学校读书，导致农村孩子上学成本增加，“上学之路”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