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中 张鲜明
在唐庄,当地群众每次见到吴金印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记者 史长来 摄
“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哎呀,刚才还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托您的福。搁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吴书记,又到工地上来了?质量绝对保证,这是为俺自己造地,能不上心?”
“今年的收入?中!俺家那个桃园,挣了20多万。”
“俺那几个大棚啊,今年种的黄瓜,挣个十四五万没问题。就是您当初说的,比种庄稼强多啦!”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来万;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我看看你们吃的啥。”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武忠当时七十来岁,孤身一人。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指头那儿顶得生疼。”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指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金印为武忠烫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脚指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娘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病,吴金印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帮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侍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端住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稠,有稀的一起稀。”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金印在别人家端着红薯稀饭正吃着。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子,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 2600多道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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