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勤
怪象：“三高”人员更猖獗
有人说，周玉贵其实“挺倒霉”的，因为他正好撞在枪口上。就在他出事的前一天，众多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另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公开庭审上——被告人是一名公安民警，由于酒驾且逆向行驶，将一对父子撞死。
这桩惨祸发生在今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傍晚6时许，47岁的奉化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陈某吃完晚饭送前妻和女儿回家后，一个人开车返回奉化城区。
从前妻家所在小区出来，只有一条由北往南的快速车道，与奉化城区方向相反。按正常路线，陈某应该向前直行约400米后再调头。为图方便，他选择沿快速车道逆向行驶，谁想没多久，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尼桑商务车猛烈对撞，导致尼桑车上张氏父子经抢救无效死亡，陈某自己腿部重伤。
经鉴定，陈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58.1mg/100ml，属酒后驾车。警方认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8月9日，陈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在奉化市法院受审。
法庭上，法官问：“你们两辆车到底是怎么撞的？”
陈某说：“我真的不记得了，整个过程我好像失忆了一样，一点想不起来。”
法官又问：“你身为一名警察，明知道不应该违反交通法规，为什么要逆向行驶，还酒驾？”
陈某低头回答：“就是因为一种侥幸心理：我酒量不错，又是中午喝的，觉得到晚上应该没问题，而且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比较自信。”
一位资深政法记者说，这起案件之所以吸引众多媒体围观，是因为以前站在被告席上的，大多是诸如货车司机一类的“平民百姓”，而陈某却是一名“知法犯法”的公安民警。
其实，相比部分文化程度较低、收入微薄和开低档车的醉驾群体，更让执法人员头疼的是权高、位高、收入高的“三高”群体。
据知情人士介绍，他的朋友陪同某省一部门领导外出用餐，席间该领导不仅喝了酒，还怂恿司机陪酒。当谈到酒驾时，这位领导很有把握地说：“咱的车牌没问题，不会有人拦。”用餐结束后，他的车果然“一路平安”。
“除非是严重违法，否则豪车我们一般都不拦。”交警王可（化名）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这些人大部分‘关系’比较硬，有的态度还很嚣张，我们把他们拦下来时还会被反问姓名和警号，甚至还会遭遇各种威胁。”
观点：重拳之下有坦途
据省高院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5月“醉驾入刑”至今年6月，全省法院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约1.84万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人员1.6万余人，其中被判处拘役实刑的占82.64％，被判处拘役适用缓刑的占16.99％，共有142名国家工作人员因“醉驾”获刑。
采访中，一些法官对记者直言不讳，曾有部分反对醉驾入刑者，试图用个案来否定醉驾入刑的威慑力。当初高晓松因醉驾被判拘役，有人就说，“危险驾驶罪施行不到10天，他（高晓松）就没有被威慑到。这说明，醉驾入刑并没有震慑住所有人。”而最近引发舆论聚焦的温州、宁波两起醉驾案，包括今年4月的温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吴某醉驾案，以及去年1月的台州模特陈明月醉驾撞死的哥案，当事人显然也没有被法律震慑住。
“他们为什么敢于违背法律醉驾，是不怕刑罚吗？绝对不是。”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姚建彪律师认为，部分公职人员、名人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把酒和工作“捆绑”在一起，以请客喝酒来达到某种工作目的。许多人脉是饭桌上“喝”出来的，这就导致了酒驾盛行。与此同时，可能是基于他们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的发生，轻信在一些地方的现行司法生态下，即使醉驾也不一定会被抓到。
据知情人透露，机关单位、执法部门的车辆拥有特殊的车牌号，不同的号段代表不同的部门。“有时即便现场没认出领导的车，但事后领导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就要撤销处罚。”对于这种情况，部分基层交警“习以为常”。
“如何从根本上杜绝酒驾行为的发生？”浙江在线论坛上，网友观点较为集中的一条，是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督，真正实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网友“空谷幽兰”认为，只有杜绝“选择性执法”，才能打消这些人的侥幸之心。杜绝酒驾不应只是交警一家之责，只有形成全社会对酒驾“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才能杜绝由酒驾引发的一起起血的教训继续上演。
当然，仅有公安机关的严格执法还不够。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认为，在刑事司法的流程上，检察机关的公诉以及法院的审判，都需要严格遵循法律，做到不枉不纵。因为醉驾入刑能否有威慑力，关键是醉驾者最终能否依法“入刑”，而这最后是体现在法庭审判上。期待司法部门依法判案的同时，政府部门应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数据，消除民众的一些疑虑，捍卫法律的公信力。
■专家观点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醉驾行为本身可以避免，国家公职人员更应率先垂范，带头遵纪守法，对他们的要求应高于一般公民。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也意味着风险。因此，运用刑罚手段对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给予严厉压制是必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更应该成为民众的楷模，因为握有的权力越大，应负的责任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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