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永不磨灭的精神圣火
笃志且笃行
2009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考察。在焦家小院，他问焦家的兄弟姐妹：“你们认为怎么宣传父亲好？”“你们为宣传父亲都做了些什么？”
焦家的兄弟姐妹们把习近平的话想了又想，掂量了又掂量。
他们知道，习近平问的不仅仅是关于父亲的宣传问题，他何尝不是在问，在继承传续父亲精神上我们做得好不好呢？
“我们知道我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守云坦诚地回答：“在他身后，我们有责任维护他的形象。”
其实，焦裕禄的6个儿女，虽然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下，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时让他们很不自在，但他们的人生准则却从未摇摆过。“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联系在一起，不该联系时则应分得很清楚。”守云的话斩钉截铁。
是的，正像守云说的那样，焦家六个儿女，在母亲徐俊雅的悉心哺育下，几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地遵循焦家的家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沿着父亲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从来不曾走歪，也从来没有掉队。
2013年的8月，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我们走进了位于开封市中山北路附近的“老地委”大院。守凤一家就住在这里。
一条不足50公分宽的逼仄小路尽头，种着一棵核桃树、一棵石榴树和一棵香椿树。枝叶掩映处，是一座小小的院落，两间平房年月已久，木质房檐朽烂了一半。推开房门，与外面明晃晃的日光形成了鲜明对比，里面阴暗、潮湿、狭小，不足50平方米的空间又被简单隔成几个格子间。
自从成家以后，守凤就生活在这座小房子里：结婚、生子、退休……没有挪过窝。
“让你们见笑了，家里地方小，进不来人。听说很快就要拆迁了，拆迁就能换新房子了。”
守凤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一次分房的机会？”记者纳闷地问。
守凤回答说：“退休前分过两次，我都没要，单位里比我更困难的人还有，人家几代人还住着一间房子呢。”
她停了停，又解释说：“我压根就没申请。咱要一申请，照顾这，照顾那，考虑这个因素、那个因素，肯定给咱了。可是，咱心里有数，房子就那么多，咱要了，比咱困难的就排不上了……”
守凤说的这个因素，那个因素，就是怕单位考虑她是焦裕禄的女儿，照顾她。
“不能向组织伸手要这要拿，更不能打着父亲的旗号为自己谋利益，这是父亲临终的嘱咐，也是母亲给我们订的家规。”说完，守凤淡淡一笑。
她站在自家小院的树荫下，花白短发，面色微黑，牙齿掉了好几颗。穿了件黑底黄花儿的短袖上衣，卡其色的裤子皱皱的，脚上一双方口布鞋。望过去，这就是开封城里一位毫不起眼的老太太。
退休前，守凤是开封市总工会的一名干部。她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因病于前年去世。提起这些，守凤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守凤的老伴是复旦大学理工科毕业生，在开封一家企业退休，退休金也不多。老两口的全部积蓄，这些年全都用在给儿子治病上了，守凤说，“差不多今年就可以还清债务了。”
兄弟姐妹中，守凤年龄最大，自然和父亲交流最多。“我最像他的地方就是倔。”守凤说着，又难得地笑了笑。
“父亲倔，我也倔。”因为工作的事，年轻的守凤曾经无法理解父亲的心意。“我倔劲一上来，回家故意不和他说话，不愿意搭理他。”
光阴荏苒，心结早已不再是心结。
现在一提起当年的话头，她总是说：“后悔死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短，我还使性子，那么不珍惜。”
是岁月的砥砺，让守凤渐渐理解了父亲，读懂了父亲。
她走进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一点一滴向父亲靠拢：
她的大儿子生病前，就已下岗。大儿子去世后，大儿媳妇和小儿子又先后下岗。
大儿媳妇没工作，想让婆婆找人说说，被婆婆拒绝了。
二儿子下岗多年，想求母亲找找关系，被母亲挡回了。
守凤说得很平淡：“开封下岗的人多了去了，要都去找组织，找领导，领导有啥法儿？咱为啥就要去找呢？还是那句话，不能有特殊思想。”
谈到家里困难，说起孩子、儿媳、孙子如今还都得靠他们老两口贴补，她说：“过日子就这样，扛扛就过去了。”
她没有觉得日子特别苦。
与守凤守在开封不同，焦家的长子国庆、二女儿守云、三女儿守军后来相继参军入伍，展开了人生的另一番征程。
国庆来到沈阳军区，“一脚踏进‘董存瑞班’”。在农场劳动，国庆几次被100多公斤的粮食麻袋压翻在地，可还是咬着牙扛，“我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大家都在看我怎么克服‘自来红’的优越感呢”。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干到副团长，国庆在总结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给父亲丢人！”
转业回开封，国庆进入税务系统。“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就是不会‘经营关系’，女儿大学毕业长期在家待业。”老伴儿埋怨国庆一点不留情面。
相较其他兄弟姐妹的不善言辞，守云天生爽朗高调，她自称是焦家的“发言人”：“我说的话最多，荣誉也都让我得了。”
从某种角度来看，守云是幸运的，她13岁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接见，20岁当选党的“十大”代表。
但事实上，守云早已挥别遮眼浮云，唯存内心一份安宁天空。
1978年，守云转业到郑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资料室，整天和报刊图书打交道，却乐在其中：“是块什么材料派个什么用场，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好该做的事，不也是一种价值吗？”
守云多年节衣缩食供养儿子余音求学。儿子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后担任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助理，他唱响了《焦裕禄之歌》：“你携着春风，你带着春雨，你年年来到咱黄河边，你没有走，百姓心中留……”
守云退休后，专职于焦裕禄精神的研究工作。电视剧《焦裕禄》剧组找她当策划，她痛快地应允了；一些商家找她当顾问，她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人家凭啥请我去？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对这些事情，守云想得明白，分得清楚：“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从小深受父亲宠爱的“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守军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名通讯兵，因为无一差错地译电1.8万组，被部队授予三等功。至今，她仍是成都军区的一名文职干部，人如其名，执着“守军”。
守军的性格极像母亲，不喜欢说话，不愿被采访。她一再说：“作为焦裕禄的后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们看在眼里。”
焦家最小的两个宝贝疙瘩都是男孩儿：跃进和保刚。“他们活得更拘束。”守云如此评价弟弟们的人生状态。
跃进从政，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为官着实严谨。
保刚在省公安厅督察处工作，在今年因病去世。他在医院昏迷8个月，一直住在六七个人一间的普通病房，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世。直到一位在兰考工作过的老领导前去探病，实在看不过去，才找到院方，给保刚调了个好点的病房。老领导叹了口气，对医院的院长说：“他们家的人都这样。”
是的，焦家的孩子们都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父亲，才对得起那面旗帜！
焦家的儿女中，跃进最像父亲，不是长得像，而是他的人生轨迹与父亲有着太多的重合与交集：他也长期在兰考工作，他也被人称为“焦书记”。
父亲离开的时候，跃进还是一个不会流泪的孩子。父亲的模样，大都是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描述中勾绘出来的。等到认字了，他就读父亲的故事，父亲仿佛是一部大书，怎么也读不完、读不够。
“跃进”，这个名字已然刻上了时代烙印；高中毕业，他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你们是烈士家庭，哥哥姐姐又去参军了，你可以不下乡。”组织上提出要关照跃进。
跃进却和母亲不谋而合：“就因为是焦裕禄的儿子，咱更应该走在前头！”
1976年，跃进来到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一队下乡，任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每天要给社员派工，每次派工，最脏最累的活我都给自己留着。”跃进说。
知青返城，跃进也回到兰考：当过教师，任过团干，干过乡长，1987年3月被任命为东坝头乡党委书记。
临上任，母亲对他好一番叮咛：“东坝头的乡亲对你爸有特殊的感情，你要像你爸爸那样，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多为乡亲们办好事！”
东坝头，九曲黄河在这里画出入海前的最后一弯，也留下了当年兰考最大的风沙口。
1963年，焦裕禄带着“除三害”工作队，在这里查风口、锁沙丘，他顶风冒雨披衣而行的身影，让东坝头的群众永生难忘。
跃进到这里，半个月后，跑遍了全乡15个村，走进走出上百户农民的家。
两个冬春，他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大兴水利，硬是让“一亩地只能收一箩筐花生”的干沙地变成了水浇田，吃惯了返销粮的农民，欢天喜地成群结队去交公余粮。
也就是在东坝头乡，跃进第一次被人称呼“焦书记”。“乡亲们把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了我身上。”那一刻，跃进脸红了。
那一刻，他树立了一个目标，要像父亲那样，“心里总是装着人民、装着群众”。
后来跃进当了县长，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再忙，一年至少要走访一百家贫困户。他要求自己亲自到困难户家里走一走，看看他们锅里有没有饭，看看他们面缸里有没有面，看看他们床上的被褥暖不暖、身上的衣衫烂不烂。有一位老太太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跃进就自己掏钱交给她的邻家，让邻家帮她安排日常生活。周围群众背地里说跃进：“他还真像咱们的老焦书记！”
他当县长，群众总喜欢直接找他反映问题，跃进只要在，就要亲自接待。有时逢到吃饭点上，他还自掏腰包管来访者吃顿便饭。于是找他的群众便越来越多。有人劝他，这样下去，啥事都来找你，你吃得消？跃进说：“群众跑几十里路过来找咱，肯定是遇上解决不了的难事了，咱要见都不见一面，人家肯定会说，当年你父亲可不是这样！你说，我咋回答他们？”
2000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焦裕禄的儿子、杞县县长焦跃进京城卖大蒜”的新闻。
杞县大蒜，个大皮白，就像当年的兰考泡桐一样出名。可惜“蒜香也怕巷子深”，杞县大蒜就是和市场“见不着面”。
“我上任杞县县长的第一年，仓库里的大蒜堆积如山，谁看见谁心疼！”跃进的犟劲上来了，下决心用大蒜来撑起农民的钱袋子。
跃进对着摄像机镜头说：“父亲的任务是帮老百姓治穷，我的任务是帮他们致富。”
跃进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街头“摆摊卖蒜”。面带憨厚的跃进举起大蒜一声吆喝，惊动了不少北京市民。
不少老太太一大早就赶来，买大蒜倒在其次，主要想看看焦裕禄的儿子长什么样。
由此，跃进的照片上了国内各大报纸的要闻版。
当年，父亲在兰考的留影，都会有另一个主角——泡桐；如今，儿子在北京的定格，亦有另一个主角——大蒜。
由此，跃进收获了“大蒜县长”的绰号。
这个绰号“听起来无比亲切”，跃进喜欢。
焦裕禄的儿子卖大蒜，如此“名人效应”，足以让杞县大蒜人气急升。于是乎，各地的订单雪片般飞来，杞县满仓库的大蒜没几天就清空了。跃进又顺势叫响了“大蒜兴县”，迅速扩大种植面积，使杞县一跃成为全国大蒜第二大生产出口基地县。
对于沾父亲的光，跃进每一刻都保持着清醒和冷静：利用父亲的影响，为群众办好事，怎么做都可以；打着父亲的旗号，给自己谋私利，一点点也不行！
跃进说，父亲对他来说，既是财富，又是压力：“如果我在工作中有懈怠、有过失，如果我请客送礼、跑官要官，群众就会说：焦裕禄的儿子怎么怎么。我就会给父亲抹黑。”
跃进如今的职务是开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兼任开封新区工委书记。他给人的一个印象是：严肃认真，大小事没人敢在他这里玩虚的。
对此，跃进解释为：“我在基层时间长，与农民接触得多，农村的事情非常熟悉，工作上有什么弯弯绕，谁都瞒不过我。”
但是，普通群众不怕他，基层的、一线的人有事儿都愿意来找他。
对此，跃进很欣然：“群众能找你，就是信任你，对你抱有很大希望。有时，甚至只是说上几句暖心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再说，共产党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就是群众的服务员。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慢待群众，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竭尽全力为群众真诚服务。”
跃进的办公室里，摆着父亲的照片，还有一尊父亲的铜像，静静地站在书柜里。很多个夜深人静之时，跃进愿意独自呆在办公室里，聆听父亲的声音。他能够听到父亲那一声声轰鸣的山东口音：“我是人民的儿子！”
——父亲的声音永远响亮而坚定。
1964年，在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大女儿守凤叫到病床前，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和一支钢笔交给守凤，他说：我也没啥好留给你们的了……
但是，他给孩子们留下了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让他的孩子们拥有了一个精神充实的心灵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