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的三次人生转折

本报与海外网记者采访成思危（左二）后合影留念

成思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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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成思危，从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上卸任后，依然坚持学习、研究，尽一份报国之心。7月18日，当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他时，一身轻便夏装的成思危笑脸相迎，温文尔雅，思路敏捷，平易近人。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事实上，成思危的一生，也充满了选择与转折。

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