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走近科学家：拿指挥棒的科学家

“仕”不忘“学”

在美国不管你多有名、多有成就，竞争经费时没有任何优待

记者：您现在是天普大学的副校长、教务长，还有时间做科研吗？

戴海龙：无论是做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系主任，还是现在当副校长，我都没有放弃科研。我一直以“做活跃的科研人员”为荣，目前还在指导8个博士后和博士生。

我主要是参与实验设计，指导学生做实验、写论文，但是不进实验室。

我每个礼拜都召集学生开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实验中的问题。我还经常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候还到其他大学去做学术演讲，介绍科学的新进展。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坚持做科研？

戴海龙：一边做管理一边做研究，是需要一点坚持的。就拿我来说，现在做研究最难的就是竞争经费。在美国不管你多有名、多有成就，在竞争经费的时候没有任何优待，评委们照样对你的申请报告鸡蛋里挑骨头，一些人就因为受不了这个而放弃。我常常是“好汉打落牙和血吞”，一次不成功就接着申请。

我担任天普大学科技学院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你都当院长了，就一心一意做管理吧。但是我觉得，即使“仕”也不要忘记“学”。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文学家，当了大官照样不忘“学”，挤出时间读书、做文章。

现在天普大学的所有学院都是我管，一年支配的教育经费有七八亿美元；另外还有９个部门，包括学生宿舍管理。这样就很容易给自己一个借口，放弃科研。

我之所以坚持做科研，还因为是“工作需要”。比方我管研究，如果发现院长做研究都会遇到种种问题，那当教授的人问题就更严重了。因此，我会认真考虑解决的办法。

记者：您既做管理又搞科研，有时候还要指挥音乐会，也是有得有失吧？

戴海龙：是的，我因此放弃了很多。比如说，社交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很重要，这方面我参加的就比较少。我有时候和太太开玩笑：我可能要先得诺贝尔奖，然后才能选上院士。

但我从不后悔，因为做人做事情就要对自己真实。

衣食足而知荣辱

做科学不仅要让人尊重，也要让人羡慕

记者：目前国内青年人对科研的热情大不如以前，甚至一些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放弃了科研。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戴海龙：几年前我问我们法学院的院长：从你的观点来看，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大动力是什么？他回答说：一个是科技，一个是全球化。

我自己也认为，科技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最基本要素。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自然资源缺乏的瑞士、瑞典，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青年人不那么热爱科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跟待遇有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应该让从事科研、教育的人过上有体面的生活，既让人尊重，又让人羡慕。如果研究生的收入赶不上开出租的，那就有问题了。

记者：目前的确存在研究生找工作竞争不过本科生的现象。

戴海龙：我一直认为，大学教育必须要跟工业界结合。举个例子说，德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1/3，但每年毕业的化学博士跟美国一样多，一年约培养2000个化学博士，大多数都进了工业界。德国的化学工业之所以保持领先，就得益于此。

在很久之前，德国工业界就和学术界有一个默契：少雇本科生、多用博士生，所以本科生一定要念完博士才容易找到好工作。读博士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他参加工作后，就能使企业的技术得到更好的提升。

台湾在经济转型期就做得不够好，工业界喜欢雇硕士，所以当时台湾做研究的以硕士居多。其结果，是除了电子工业比较发达外，其它领域乏善可陈。   

在中国大陆，应该考虑让工业界和学术界达成这样的默契，把人力资源导引到正确的方向，这样才有助于加快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