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就没有“春天”——西亚北非街头运动健将的反思

昔日“革命青年”，今日小摊摊主。 　　记者 黄培昭摄

叙利亚青年阿赖在展示他正在阅读的图书。 　　记者 焦 翔摄

图为突尼斯街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记者 孙 健摄

退役民兵阿里期望大学毕业后能找份好工作。 　　记者 张梦旭摄

　　两年前，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局势动荡中，一大批满腔热血、心怀理想的阿拉伯青年曾是“革命”的主力军。两年后，青年们期盼的幸福生活和公平社会并没有如期而至，昔日的美好梦想在无情和残酷的现实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两年来，青年人的心态正在发生改变，他们开始冷静反思昔日的冲动，重新思考国家的出路和未来。

　　“我今天仍然找不着工作”

　　驻埃及记者  黄培昭

　　埃及首都开罗的尼罗河畔不远处，有一个名叫吉萨的动物园，这是整个非洲的第一座动物园。记者见到瓦伊勒时，他正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动物园门前卖儿童塑料玩具。为吸引顾客，他戴着鸭舌帽，人显得有些滑稽。如果不是他的同行们事先介绍，记者实在想象不出眼前的瓦伊勒就是当初的“革命青年”。

　　“是的，我参加了两年前的大游行。我毕业于开罗经贸学院，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后来临时在一家私营印刷厂打工，但薪水实在低得可怜。我希望社会来一场变革，这样我就可以拥有如愿的工作了。”

　　“结果，‘革命’成功了，埃及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我们的生存状况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我临时打工的那家印刷厂，由于业务量越来越小，现在基本上处于关门停业状态。由于我参加了当初的大游行，厂里的许多人都对我冷眼相待。在他们看来，是像我这样年轻人的过激行为打碎了原有的国家机器，不但打破了固有的社会和政治平衡，而且扰乱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就等于在客观上砸碎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饭碗。现在没有客户来印刷厂印东西了，收入来源断了，入不敷出，他们认为都是我们造成的。”

　　“我们年轻人还是太幼稚了，当初‘革命’时冲在最前面，是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主力军和急先锋。‘革命’成功后，胜利的果实却没有我们的份儿，各个政党都分到了一杯羹，惟独青年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初游行的许多年轻人也跟我差不多，一些人本来在工厂、公司等部门工作，因为抱怨工资低，才加入示威大军。现在公司和工厂关门了，他们连继续挣低工资的地方都没有了，生活难以为继。我所在的印刷厂随时都会倒闭，现在一个星期只要求去上一次班，其他时间大家都在家闲待着。我在吉萨动物园门前摆个摊位，卖些儿童玩具、气球和遮阳帽之类的货物，虽很低廉，多少还能挣点钱，可以贴补生计”。

　　“你说什么？变化？我看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由于政治局势动荡，外国游客都不敢来了，旅游收入和外汇储备一直下降，埃镑贬得厉害，美元现在成了稀缺货，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穆巴拉克时期，有人甚至还指责埃及国库中的美元太多了”。

　　“除了经济陷入困顿外，就是社会思潮的变化了。当初‘革命’时，人们都希望民主、自由之风吹遍埃及。但现在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适合埃及的土壤，民主自由带来的是动荡、混乱和不安，甚至是适得其反，造成伊斯兰势力的不断上升。你可能也看到报道了，几天前，由一些宗教机构资助的埃及第一家‘无酒酒店’在红海之滨的旅游城市霍尔格达落成并正式开业。埃及把各种酒类的价格都上调了100%，甚至是200%。原来开罗国际机场内很红火的免税店，现在已经不再允许卖所有酒类产品，包括啤酒在内。这样下去，埃及可能会更加保守、封闭。这与我们当初搞大游行的初衷完全相反。我们希望社会变革，但我们要求的是朝着开放、进步和宽容的方向变革，而不是一味保守。我们呼唤自由、民主，但迎面吹来的，却是越来越浓郁的宗教之风。这就是盲目追求所谓西方民主所付出的代价。”

　　瓦伊勒的话使记者心生感慨，在联系采访时，听他所在的青年组织介绍说，这位看上去挺帅气的小伙子，曾经还是一个组织游行和示威活动的小头目，也算是一位驰骋“沙场”的资深“革命青年”了吧，然而他的结局却让人不胜唏嘘：从失业大学生，到印刷厂临时工，到解放广场挥动旗帜的示威者，再到吉萨动物园门前的小摊贩。这一连串角色切换轨迹的背后，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该做出怎样的诠释和解释？

　　“我想有个家”

　　赴叙利亚特派记者  焦  翔

　　“我想有个家。”阿赖工作于大马士革老城的一家饰品店，每天最困扰他的事，就是下班后在哪里过夜。“前天我在阿巴斯广场的叔叔家住，昨天我住到了穆萨来门区的朋友家，今天我还不知道要住到哪里。”他和母亲已经一周没有见面了，因为他母亲也在每天搬住处，两人在一周内没有“交集”。

　　26岁的阿赖是大马士革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但工作已经占据了他绝大多数时间。“每天早晨9点到晚上9点工作，只有每周四和周六两天抽出两个小时去上课。现在的局势十分危急，大学的课程都缩减了，能不上的课程大家都不去上了”。记者曾亲眼见到，大马士革大学历史系的一堂实践课，只有一位老师带着一个学生。

　　在阿赖的记忆中，两年前的时光是那样美好。他的家在大马士革郊区朱巴尔，房子很大，他与弟弟和母亲住在一起，其乐融融。“虽然当时每个月也挣12000叙磅，但这笔钱足够生活，并且还能与心爱的女朋友约会……”

　　几个月前，阿赖家所在的朱巴尔区被战火侵蚀，他的家从此不复存在。“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两年了，但两周前分开了。我不怪她，一个男人连个家都没有，如何能够依靠……”

　　老城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阿赖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他们平时也谈谈局势。但阿赖说，年轻人对这场战争完全厌倦了。危机之初，叙利亚年轻人中的确有不少人有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叙利亚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一样存在就业率低、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年轻人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

　　阿赖认为，起初所谓的革命有着良好的势头，但随着武装分子与国外势力的渗透，这场变革浪潮已经完全变了味。“现在，我既不喜欢政府，更不喜欢反对派，两边都在不断犯错误——让战争持续”。阿赖拿出自己的学生证说，毕业后他就要参军了，但他不想参战，他想到国外去寻找深造的机会。

　　商店的柜台后，阿赖搁着一本书，在客人稀少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翻两页看，他相信努力终会迎来回报。

　　近日，美俄商定在本月底召开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届时叙政府与主要反对派将首次坐在同一张对话桌前，很多专家认为危机将因此出现转机。阿赖对此并不乐观，但他觉得有个希望总还是好的，“每一个人都已厌倦透了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