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薛 原 陈晨曦
2013年03月27日08:3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
“下海”尝到了甜头,但体系设计的缺陷和不规范的运行方式,为日后乱象埋下伏笔
“下了海”的足球和篮球尝到了最初的甜头。有专业的商务公司联系赞助,联赛冠名费用达到过去财政拨款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流失的球迷又回到看台上,媒体加大报道力度,运动员也有了球星的感觉。
巨大的传播效应还激发了企业参与联赛的兴趣,老板们站在场边,一掷千金。“不差钱”的感觉展示了体育置身市场的潜能,但同时,体系设计中的缺陷和不规范的运行方式,也为日后的种种乱象埋下伏笔。
放宽视野则会带来更多感慨。1993年,社团法人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开始第一个赛季,而现代足球的鼻祖英格兰在1992年将原有的联赛解体,推出全新的英超联赛。
从时间节点上对比,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探索起步不算迟。但放在20年的历史纵深中去观照,日本的J联赛从一开始就有周密、详尽、合理的方案,更重要的是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英超的诞生,则是由各家俱乐部坐在一起谈论并主导的市场行为。先天和后天的种种不足,导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之路荆棘丛生。
2003年,中国足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十年发展规划。2004年,改头换面的中超联赛取代了甲A联赛和球迷见面。本以为新一轮的足球改革即将开始,但在时任中超公司总经理的郎效农看来,“除了中超、中甲、裁判、纪律等几个委员会略具表面雏形之外,其他(规划内容)几乎都未予落实。”至于日后爆出的假球黑哨丑闻,只不过掀开了足球联赛多年积弊的盖子,印证了过去的种种“传闻”,更让人们深思,同是“职业联赛”,为何生南为桔生北为枳。
改名也发生在篮球联赛身上。2005—200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登场亮相,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力求“新瓶装新酒”,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成立联赛办公室、明确俱乐部的企业属性、追求联赛各方构建“利益共同体”……这些思路和举措,使得篮球联赛没有经历足球那样剧烈的颠簸,且有相当程度的成长,但发展格局的制约,使得深层次的忧患意识依然存在。
职业体育仍是新兴产物
在运转模式上,传统的体工队建制与职业体育显然有所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
“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恐怕我们要补职业体育这一课”,体科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这样认为。
对职业体育的感受,最初是朦胧的、直观的。刘玉民曾受邀去NBA考察,被安排和乔丹照张相,“还在后边等了一会儿”,起初她有些不以为然。但第二天在黄蜂队主场看球时,旁人听说她和乔丹合了影,无不大表羡慕,这让她感受到了职业体育“造星”的魅力。
鲍明晓说:“从职业体育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看,是过去300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按照产业规律、经济规律去运转的。”
这样的发展基础和运转模式,与中国体育传统的体工队建制显然有所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
“冲突表现在3个方面”,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说,“首先是目标,以往就是为国争光,有了俱乐部以后,是否还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其次是权限,原来都是政府管,职业体育意味着社会化、市场化,政府不该失位,但也不能越位和错位;第三是利益,协会、赛事运营公司、俱乐部、媒体、观众等,参与的主体众多,利益诉求能否形成合理的协调机制。”
无论足球还是篮球联赛,这样的冲突不在少数。
有投资俱乐部的老板抱怨,只负责掏钱,球队管理却无从置喙。体育管理部门则担心,权都放了,球队“不听招呼”怎么办。鲍明晓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行政权力对资本权力的过度干预,也要防止资本权力对技术权力的盲目干预。”
推动职业体育的动力在哪里?由此牵动利益格局的重新构建更是难点。鲍明晓说:“围绕金牌的体系驾轻就熟,日子过得也很舒服。但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是拿金牌,要融入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中国体育到了发展方式转型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体育发展观来引领。职业体育是体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高级形态。这么看,联赛搞了20年,职业体育还是一个新兴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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