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亟待精准扶贫
“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采访中，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扶贫已进入啃“硬骨头”的新阶段，必须要有迎难而上的思想准备和实际行动，才能取得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瞄准深度贫困
目前极端贫困人口多散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宁夏彭阳县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最贫困的乡镇分布在偏远山沟里，环境恶劣，严重缺水。乡政府和村庄全建在山上，乡干部到最近的村庄都要走三四个小时。
这种自然条件加大了扶贫的难度。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区委书记吴万俊说：“因为山大沟深，户与户相距较远，通水通电等基础设施投入特别大，帮扶成本很高。”
云南普洱市扶贫办副主任高万清也告诉记者：“偏远山区的扶贫成本在逐步加大。一吨水泥在普洱市区只要300元左右，但拉到澜沧县乡下要700元。而且随着物价上涨，扶贫成本还在不断增加。”
“对于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应该提高‘整村推进’扶贫的资金标准。”高万清说，目前一个村民小组15万元的投入，相当于给基层出难题，需要办的事情太多，因为缺钱，都只能搞成半截子工程，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基层干部认为，对于特别贫困的地区，在扶贫中应予以资金和项目上的倾斜，全面提升其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同时加快发展社会事业，防止民生短腿影响致富。
“攒下点钱全花在娃儿上学和娶媳妇送彩礼上，要是有个生病的，一家人都跟着受苦，哪还有钱发展生产?”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郎家城村村支书刘德华告诉记者，全村因学返贫的困难户就有14户。
记者在一些贫困村采访时也发现，有存款的人家并不多，而当地乡镇却连像样的中学和医院都没有，群众上学和看病成本很高。当地干部群众呼吁，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建设也不容忽视。
强化产业扶贫的带动力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办主任宛庆丰认为，尽管当前产业扶贫中存在一定问题，但还须坚持。“扶贫切忌‘撒胡椒面’的方式，还是要通过扶持大户，带动小户，这样才能最大化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宛庆丰说。
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扶贫政策向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大户适度倾斜可以，但同时要加强监管，细化企业和大户的扶贫责任。
专家建议，获得扶持的企业和大户，必须积极吸纳贫困户就业，并对贫困户进行资金、技术、市场、信息方面的帮扶和指导；政府应对其扶贫责任进行后续考察，履行扶贫责任好的，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扶持，责任履行不到位的，限期进行整改，或取消扶持资格。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到，要使产业扶贫见成效，贫困农民的素质也亟待提高。
在云南澜沧县一个刚完成整村推进项目的村民小组，干净整洁的新房让村子焕然一新。但政府扶持的核桃等产业脱贫项目，除了在村民家门口种植的成活较好以外，山地上的核桃和草果成活率都不高。
“平时懒得上山去管，也不太会管，家门口的核桃树就近管理下就好了。”一个村民说。当地扶贫干部告诉记者，作为云南山区较易种植的经济林木，核桃并不难栽培，只是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意识也相对落后，需因地制宜加大科技、文化的培训力度。
宁夏固原市委副书记王文宇说：“现在农民培训没少花钱，农牧、扶贫、教育、就业……各个部门多头培训，但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建议整合资金，大力开展订单、定岗、定向等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其具备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
发挥合作组织、民间组织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我国扶贫的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而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该主要由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成功扶贫开发所采用的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
现实中，农民合作社已经在扶贫中发挥作用。湖南辰溪县苏木溪乡金银花种植大户舒大社告诉记者，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组织了合作社，尽管不能纳入所有的贫困户，但还是尽力将一些贫困户带上了致富的道路。
“一些贫困户没有资金，可以通过劳力入股合作。”舒大社说，合作社成员一起，推进山地流转，统一土肥管理，扩大销售渠道，到河南、安徽等地开拓市场，还与大型药材加工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以后的销售都不用愁了。
基层干部认为，通过合作社把贫困农民组织起来，不仅提升了农民的发展能力，也使政府的产业扶贫项目效果更明显。
“比如政府把扶贫资金投向了一家农业企业，要求企业跟合作社打交道，签订稳定的供销合同，采用最低收购价、利润返还等方式与农民建立收益分享机制，并通过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等，这就容易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一位扶贫干部说。
同时专家认为，除了农民合作组织之外，民间专业扶贫机构也应更多地参与扶贫，这有助于克服行政主导下扶贫的政绩冲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效率和精准度。
“政府应鼓励和培养专业化的民间扶贫机构，使它们成为由政府资助的扶贫项目的操作者。扶贫部门则根据民间组织的业绩和信誉提供资金支持，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原则进行监管。”汪三贵说，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是缓解贫困的有效途径。（记者 李松 周楠 吉哲鹏 连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