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天地：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类文化遗产

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

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当今国际上把历史文化遗产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质文化遗产，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的转型期间，能将前一阶段的文明创造视做必需传承的遗产，是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这时间并不久，不过几十年，而且是一步步的。从国际性的《雅典宪章》（1933）、《佛罗伦萨宪章》（1981）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1987）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可以看出，最先关注的是有形的物质性的历史遗存——小型的地下文物到大型的地上的古建遗址，后来才渐渐认识到城镇和乡村蕴含的人文价值。然而在联合国各类相关文化遗产的文件中，我们只能见到一些零散的关于传统村镇保护的原则与理念，没有整体的保护法则，更没有另列一类。至今还未见任何一个国家专门制定过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规。可是，传统村落却是与现有的两大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的另一类遗产。

首先，它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只注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徒具躯壳，形存实亡。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

第二，传统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古建属于过去时，乡土建筑是现在时的。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须不断地修缮乃至更新。所以村落不会是某个时代风格一致的古建筑群，而是斑驳而丰富地呈现着它动态的嬗变的历史进程。它的历史不是滞固和平面的，而是活态和立体的。

第三，传统村落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须与发展相结合。在另两类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显然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第四，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综上所述，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同时又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对它的保护是个巨大的难题。一方面是它规模大，内涵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村落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若要保护，必然牵涉政府各分管部门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觉悟；再一方面是无论中外可资借鉴的村落保护的经验都极其有限，而现有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理念与方法又无法适用。这是传统村落保护长期陷在困境中的根由。

调查启动和名录收集

中国保护的出路与转机

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剧，不少大学、研究单位和社会团体频频召集研讨，谋求让这些古老家园安身于当代的良策；不少志愿者深入濒危的古村进行抢救性的考察和记录；一些地方政府在古村落保护上做出可贵的尝试，比如山西晋中、江南六镇、江西婺源、皖南、冀北、桂北、闽西、黔东南以及云南和广东等地区。尽管有些尝试颇具创意，应被看好，但还只是地方个案性和个人自发性的努力，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村落整体困局。

2012年有了重大转机。4月由国家四部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半年后，通过各省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的调研与审评工作初步完成，全国汇总的数字表明我国现存的具有传统性质的村落近12000个。随即四部局成立了由建筑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学、遗产学、人类学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将成为国家保护的重点。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与格局、非遗三个方面，除去各个方面的专业性，还要兼顾整体性和全面性。比如，在乡土建筑与村落景观方面，不但要看其自身价值，还要注重地域个性与代表性，不能漏掉任何一种有鲜明地域个性的村落，以确保中华文化多样性并存。再如，如果某个传统村落以“非遗”为主，其非遗首先必须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使国家非遗不受损失，不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发生。

四部局联合推行，可以统筹全局，推动有力，使工作的落实从根本上得到保证。这是一个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的创造性的办法，体现了国家保护传统村落的决心。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将原先习惯称呼的“古村落”，改名为“传统村落”。“古村落”一称是模糊和不确切的，只表达一种“历史久远”的时间性；“传统村落”则明确指出这类村落富有珍贵的历史文化的遗产与传统，有着重要的价值，必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