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也要硬指数：阅读指数 “指”出了啥

可信吗

二手资料无法一一核实，数据陷阱如影随形

对于“阅读积极性”、“阅读信息交流度”这样颇为主观的问题，怎样嫁接到数字的序列中？

抽丝剥茧、拆解细分，便是薛蕾这样的市场研究人员常用的手法。“将一个概念拆分，比如对于阅读积极性的测量，就可以分解为对阅读的喜好程度、是否主动阅读等容易操作、容易判断的子命题，形成量表。”薛蕾解释，再通过统计学、数学建模等专业手段，就能够给这样的主观性问题赋上数值。

像这样由虚到实的转化，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新鲜。真正让薛蕾犯难的还是调查覆盖面和数据的可信度。

“如果在湖南的调查中，每个城市能够抽取1000个样本，那么误差的控制将会更加理想。”对于每个城市只调查了300个样本的缺憾，薛蕾一直耿耿于怀，“主要还是出于成本的限制，如果要调查1000个样本，可能要打几万个电话，成本太高。”

如果说样本的广度是靠“钱”能解决的问题，那么数据真实性的保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像图书馆馆藏量、文化建设资金投入这样的数据采集，课题组依托的更多还是统计年鉴或者政府公告上的公开资料，也就是薛蕾所说的“二手资料”，“对于这些二手资料，我们会抽样进行核实，但全部核实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社会调查的不可抗力，就像原材料出了问题，后期如何加工，也难掩菜肴的变味，“对于二手数据，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相关部门在采集和统计过程中更加严谨和规范。”薛蕾坦言。

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的，对待数据，要谨防落入“数据陷阱”。

薛蕾在构建城市阅读指数指标体系的过程当中，就曾经沿着“陷阱”边沿擦枪走火。“当时有一个测量阅读是否主动的指标，被模型赋予了负数的权重，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考试、升职等原因被迫阅读的话，将会给指数带来‘减分’的效果。”

但是，受邀咨询的专家却一致否定了模型的“审判”，认为应以结果导向考量阅读行为，即不管动机如何，只要阅读了都应该是“加分项”。“基于这样的理由，在最终统计时，我们就舍弃了这一项指标。”薛蕾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定量统计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定性的判断。

薛蕾所描述的工作瑕疵似乎属于可容忍的范围内，但是钻研实证研究多年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兼斌则指出了众多指数的一个通病：头重脚轻，“要反映的概念很大，但是建立的指标体系却十分简单、甚至简陋，无法有效反映大概念。”

缺乏标准，是金兼斌观察到的指数市场的另一隐疾，“现在的指数、数据都是由研究机构自己发布的，模型也是自己拟建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未必严格按照科学论证的流程，所以难免会有问题出现。”

有用吗

数字阅读并不必然阻碍传统阅读，让地方政府决策有据

对于城市阅读指数的“甲方”、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毛良才来说，指数的作用不仅在于“数”，更在于“指”。

对于以数字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很多人并不以为然、甚至忧心忡忡，顾虑碎片化的数字阅读会影响整体阅读、深度阅读，进而影响文化的传承。但是，城市阅读指数却告诉毛良才，数字阅读能激发很多人的阅读欲，连他们的纸质阅读也都一同加深、延长了。“所以，在今后的三湘阅读月中，我们会加强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的推广。”有关负责人坦言。

“我们有专门针对新闻出版局的内部版本。研究完成后，召集了各市州新闻出版局负责人到省里开会，讲解如何看指数、如何用指数，什么样的指标低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弥补措施。”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被薛蕾看作是指数的重要意义所在。

但是，当被问及阅读指数的推广前景时，薛蕾却显得很谨慎，“量化对于新闻出版行业来说，应用并不广泛。而且做调研就要有投入，各市州如果没有响应的意识，就不会在严格的财政预算下为实证调查留出一块。”湖南的举动，在薛蕾看来，“务实而创新”。

“城市阅读指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阅读走向，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