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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对政治的理想与现实
孔子、孟子最初鼓励士人从政，但只将从政当做一个手段，目的则是施展抱负，完成淑世济民的理想。然而，随着士人人数的增多，由于品流复杂，很多的士人逐渐抛弃了理想，而将手段当做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把做官视为读书的主要目的。读书为做官，做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于是大家竞相钻营，汲汲于做官之途。
再加上传统的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社会上享有荣耀及受人尊敬的只有士人，社会上的注目及荣羡眼光都集中在做官者的身上。如此，所有的才智优异之士，自然就视做官为跃升龙门的不二法门。在那么多人努力汲汲营营的情况下，士人对政治的理想色彩渐渐丧失，他们愈来愈现实。也
当然，并非所有士人都是没有理想、只看重现实的。举例而言，像历史上的魏征、陆贽等都是敢于批评时政、极具理想色彩的人。然而，这种人绝对是占少数的，极大多数的士人做官以后，就会抛弃淑世济民的理想，而视保住官位往上爬为最重要的事。
中国士人对政治的影响
如前所言，中国士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他们身居高位，长久以来掌控中国政治的起伏兴衰。中国士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是无法测量且不可替代的，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运作当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由于士人重视伦理，反对暴力，他们争取的只是皇位以下的官位，因而，减少了很多赤裸裸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事件发生。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才能有百年以上的王朝。否则，如果大家都要当皇帝的话，恐怕动不动就会有暴乱及夺权的事情发生。所以，士人从政维持了政权的稳定性，这不可谓影响不大。
第二，由于士人重视传统，这就形成了他们强烈的保守性格。因此，在中国历朝中很少有改革的事情发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依循传统而行，在政治上保守得不得了。很多政治制度明明已经没有作用了，它还是一直保持下去。举例而言，像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从秦汉到清朝都一直保持着，其名称也没有太大改变。其实，这九卿代表的是九个不同的机关，它们在秦汉时的确有其作用，但在明清时有些已没有实际作用，却因为“祖宗家法不可变”的观念作祟，这九卿一直到清朝都还保持着。
在这种情形下，往往只有在两个特殊情况下，制度才会有所变革。第一是在改朝换代的情形下改变，第二则是这个制度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对这个政权会有伤害时，制度才会有所变革。举例而言，像唐朝初年的租庸调法改变成后来的两税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上述两种情形以外，政治制度几乎是不会有变革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的改革者，如王莽、王安石等，往往都会被涂上“邪恶”“小人”的脸谱，而那些坚持传统不变的保守士大夫，往往就会被捧为正人君子。是以，凡是改革者大都会遇到很大的压力与挫折。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从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实质进步与变革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改朝换代以后，所做的制度革新亦十分的少。这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进步的最大阻碍，而其基因则是士人政治。
第三，由于士人逐渐丧失理想，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理想已变成口号，他们实质上在意的是争夺官位。这种士人的庸俗化，使得士人矮化成为逐利之徒。于是，中国历来的政治舞台上官场习气十分的可怕，到处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黑暗面。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政治本来就是黑暗的。其实政治是没有所谓的黑白之分的，这是因为传统参与政治的士人太过现实且罔顾理想，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他们只追求现实的官位私利，不顾国家社会的公益前途，因此，才造成传统中国政治暗无天日的状貌，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中国政治在这些丧失理想只重现实的士人长期执政之下，自然就很难有进步变革的事情发生。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士人，其形成是有一定的原因与时代背景的。在中国二千多年的一元化社会里，政治的势力及影响太深远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中国政治进步实在太慢了。
中国士人是政治的掌握者，他们在一元化社会里经由参与政治而获得社会地位与尊荣，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抛弃理想，结党营私，相互拉拔互为后盾。中国历代的皇帝也有意纵容他们，因为唯有如此，统治者操纵人民才会更为便利。
中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者与主控者。因为他们多没有理想性格，故其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理念多只流于口号或只见诸于文章而已。他们多只是争取政治地位来发展他们的社会地位，再以社会地位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作风保守，厌恶革新，是一元化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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