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 王寿南；新华出版社
中国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的社会，这种重道德的情操是由传统知识分子不断努力而累积成的。传统知识分子喜欢以“志于道”为人生理想，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经常关切“道”之行否，而自认为自己有行“道”的责任，这行“道”的责任不是国家加给他的，也不是别人要求他的，乃是出于他内在的良心。什么是“道”？道乃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可以说是道德的总称，也可以说是人格的完成。所以，所谓“志于道”就是要坚定自己的决心来达成自我人格的完成。
行“道”有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知识分子常常为了“道”而牺牲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极多。汉代的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所拘留，匈奴令汉降将卫律劝苏武归降，苏武以自杀来表明不降的志节。卫律劝苏武说：“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野草，谁复知之？”苏武不听。其后，汉另一降将李陵也来劝降，李陵劝苏武归降的理由是“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告诉苏武，其母及兄已死，其妻改嫁，纵使回汉也没有什么指望，苏武仍不肯降。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苏武在匈奴受苦不降，汉朝君臣确实并不知道，卫律所说的“谁复知之”，和李陵所说的“信义安所见乎”都是实话，但是，苏武仍不降。苏武之所以持节不降，因为他所坚守的是“道”，而不是“法”。如果苏武守的是“法”，则他身困匈奴，汉朝的法早已对他无约束力，他可以不必畏惧因投降而受汉法的惩罚。同时，纵使汉朝的法对不降敌的人有赏，可是，汉朝君臣当时根本不知苏武在匈奴坚决不降的事，苏武又如何指望汉朝政府给他奖赏呢？所以，假使苏武所坚守的只是“法”，那他必然投降匈奴了，可是，苏武坚守的乃是“道”，“道”是源自内心的人格，人格讲究的是自己内心的满足而不是外界给予的毁誉，因此，卫律和李陵告诉苏武，汉朝政府并不知道他在匈奴坚决不降的事，苏武也不为之心动，因为汉朝政府知道或不知道只表示外界的毁誉，他所追求的是自我人格的完成，这种自我人格的完成是不计较任何利益的，而是出自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
再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张巡。张巡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中进士，当安禄山叛军大举南下时，张巡与许远死守睢阳。叛军包围睢阳甚久，城中粮尽，张巡派部将南霁云向附近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救，贺兰进明不肯派兵救援，最后睢阳城破，张巡许远俱死。张巡当时明知外无援兵，睢阳的结局必然是城破人亡，但仍不肯向叛军投降。这时，张巡所守的实在不是一座城，而是表现人格的“道”。张巡死守睢阳的动机决不是向朝廷求赏，因为他明白赏未至而身已先死，而是坚持忠君不屈的志节，这种志节被传统知识分子认为是人格中最重要的一环。当张巡和他的部将南霁云都被叛军所擒时，叛军欲劝南霁云降，张巡对南霁云说：“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张巡所说“不可为不义屈”就表明了他是为完成人格——“道”而牺牲。
文天祥又是另一个为了守“道”而牺牲生命的传统知识分子。文天祥的被敌囚禁而不肯投降，和苏武很相似，只是结局不同，苏武得以生还长安，文天祥则被敌所杀。文天祥生于南宋末年，宋理宗宝佑四年举进士第一，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领兵抗元。宋末帝祥兴元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服毒自杀，未果。第二年二月，陆秀夫背宋末帝（帝昺）投海自杀，南宋亡。三月，元军押解文天祥北上，途中，文天祥绝食八天，竟未死，十月，文天祥抵达元都，坚决不肯投降，元世祖劝他归降，许他高官厚禄，文天祥不为所动，于是，元世祖下令将文天祥处死。毫无疑问，文天祥之不肯归降元朝，是由于他忠于宋朝，可是，当他被押解北上的时候，南宋就已灭亡，文天祥效忠的对象已经不存在，这时文天祥仍然不肯归降，我们如果说文天祥这时是效忠于宋，毋宁说他是坚守他的“道”——忠于故国，加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表现，文天祥临死在腰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文天祥的死表面上是忠于宋室而死，这表面的里层却是仁和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很明显地，所学的是伟大的人格——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天祥是忠于宋室而死，更可以说是为“守道而牺牲”。文天祥明知自己死后，宋朝不会给他褒奖，因为宋朝政权根本就不存在了，可是他仍然选择了死的路子，而放弃了活着享受荣华富贵的路子，这是因为文天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认为完成人格的尊严是应该求诸于己的事，是一种人生的责任，褒扬是外界的虚誉，荣华富贵是肉体的享受，这都不是人生的高境界——以人格的完成达到精神的满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无愧于什么？无愧于人格，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两句话是文天祥临死前满足感的表露，对一个没有具备中国文化内涵的人来说，必将是不可了解的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