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提到的苏武、张巡、文天祥是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人物。其实，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为了守“道”而牺牲的人真是难以计数，他们坚定地守“道”是基于内在的责任感，尽了责任，便死而无憾。下面再举一则春秋时代史官为了尽责任而不怕牺牲的史实。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国大臣崔杼弑齐庄公的事：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古代史官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齐国史官的不畏死亡，正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
传统知识分子重责任而轻利益及肯守“道”而牺牲的观念，实在具有浓厚的宗教家精神，所以，每当国家、民族或社会遭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有许多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也展露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德担当。凭着这股绵延不绝的道德勇气和担当，传统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伟大的人格。
勇于肩负责任却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尽责任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在的自我要求，但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居于相当少数的地位，事业的成败却受到外在环境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外在环境的种种因素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控制或改变的，所以，知识分子纵有为责任而牺牲之心，却不一定能得到成功的结果。传统知识分子牺牲了生命而事业仍然失败的事例比比皆是，文天祥、史可法便是最突出的例子。说到传统知识分子为责任而牺牲的精神，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传统知识分子把责任和事业划分得很清楚，责任是自己内心的性情，外界力量是不易干涉到的，事业是外在的现象，受到各种外界力量的影响，责任是人格的，事业是功利的，两者可以相关，但却并非必然相关。中国人常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和传统知识分子“尽其在我”而不论成败是同样的态度。
第二、传统知识分子多数不是宿命论者，但他们往往相信“命”，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便够了，成不成功就看天命了。“命”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的，承认人世间有“无可奈何”的事，会使一个人在努力奋斗而终遭失败之后，不致产生哀怨、愤恨、暴戾，而会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忠臣烈士在奋斗失败以后，不屈而死，他们临死并不哀怨，因为他们既已尽了自己的责任，仍然不能成功，只好承认这个失败的结局是“命”、是“无可奈何”的事，在无可奈何之下，唯一可以奈何的事便是死，以死明志，这实在是在不得已中唯一可走的路。文天祥被囚土室，写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这是一个守“道”不屈而事业失败者认“命”的心声，千万不可以“矫情”视之。《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文天祥所说“吾事毕矣”，是表示自己用唯一可奈何之事——死来对历史负责。如果我们以死是逃避、懦弱的行为来责难殉节之士，那实在是对勇者最大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