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成功的 》；作者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但是同样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因此，对于国家治理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既有与西方政党相通的一面，也有其独特的中国气质与意志。
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是以个人修养为起点，以协调“天下”秩序为目标，即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由个人结合成家庭——由家庭构建成国家的认知过程中，很显然中国人心目中缺少西方政治文化所常见的“社会”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由个人推及国家的思维已经深入其政党文化与理念中。
（一）以“治党”作为“治国”的起点
“政治”这个概念在中西方文化中显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政”是一种统治与管理的手段，“治”则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也可以指试图实现的目标状态。一般认为，“乱”是国家治理的出发点，“治”表示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即“天下兼相爱则治”。“乱”与“治”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国家能够由乱而治，则凸显当政者管理国家的能力。而在西方的现代政治文化中，“政治”更多的是从制度设计与运行、权力分配与利益协调等层面来理解。“政”是一个已经确立的前提，“治”才是其应当关心的对象，也是治理国家的方式与效率。因此，在20世纪初中国试图学习西方，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折中了中西方对于政治的理解——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那么，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来理解政治的？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政党的最基本特征即在于它的政治性。在政治性活动中，国家治理是重中之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很显然，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此思路从政治的宏观层面来考量国家治理的问题。在确立了大政方针后，中共往往采取惯常的群众动员方式来激发国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即较多地考虑人的积极因素，而较少思考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非人方面的因素。
人的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既让中国共产党遭受过严重挫败，也使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革命的成功，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组织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西方的政党存在显著的区别。西方的政党往往属于松散型，极少通过党章、党员组织管理条例等来约束党员个人，并要求党员保证对党的忠诚度。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就将“党的建设”视为战胜对手的“法宝”之一。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行动的总方向，决定着党的建设。言下之意，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政治上的先进性保证组织上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组织内部的丑恶现象（贪污、腐败、不良作风等）始终采取强大的反制措施。
1952年，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因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盘剥民工、贪污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史称“新中国第一贪污案”。由于二人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革命有功，所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过问，并曾有言，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 000个，20 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1952年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共有383万多人（不包括军队数字）参加，共查出贪污1 000元以上者108万人，其中贪污10 000元以上者，被判处有期徒刑的9 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厉行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已近半个世纪，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政党建设与党的生命力、执政能力的密切关联，明确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口号，以此来提高执政能力，增强执政合法性。毛泽东曾经总结说，治国就是治吏。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吏”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员干部来充任的。因此，“治国”强调先“治吏”，“治吏”强调先“治党”，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
如今，中国共产党治党主要依循两个思路：一是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加强党内监督，防止党员个体与群体腐败；二是主动曝光党内的腐败大案，特别是通过处理发生在高级干部身上的大案要案对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也向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廉洁执政的心志。但是历史表明，以“政”来统领“治”，认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就能够保证党的先进性与执政能力强大的结论并不成立。现实也表明，在权力诱惑下，单纯依靠党员的道德自觉性与组织纪律性是很难保证党的领导权力不被滥用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关于国家治理的思路，改变以往单纯强调治国目的而不太重视治国手段的做法，逐步将“治”的重要性提了上来。这就是，改变以前的“人治”模式，倡导现在的“法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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