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成功的 》；作者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四海晏清，八荒率职”，“天下升平”，这是中国古代对于国家理想状态的描述。意思是说，如果政治清明，社会祥和，官吏各司其职，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国家就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治国手段与治国目标相适应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改革来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效率。
（一）“治”与“理”并重
中国有个古老的关于鲧和禹治理水患的故事。鲧采用了堵洪水的做法，但是洪水四处流窜，未能成功。他的儿子禹采用疏导洪水的做法，让洪水有序排泄，最终治定水患。治理国家与治理洪水的原理是相通的——宜疏不宜堵，中国共产党深谙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治”与“理”同为实现国家理想状态的方式，但也存在区别。“治”是用来处理社会乱象（病态）的手段，是一种“堵”的思路，而“理”则是用来解决社会关系（不见得是病态）的手段，是一种“疏”的思路。
党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之一，“一切依政策办事”曾是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党的许多方针与政策由上而下制定，并且被自然地认为符合民意。这样，政策被灌输给了社会。既然党的政策出发点是良好的，那么，政策执行的后果也应该是良好的。按照这一逻辑，人们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政策行事，否则就会被定性为“非法”而受到惩戒。这种“堵治”的方式曾经让中国共产党付出过极高的代价。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推行人民公社化政策，取消农民的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等，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这种政策并不为农民所接受，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还出现了农民非公开地对抗党的政策的现象。随后，农业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在政策调整后，农业生产状况才得以逐步改观。
由于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堵治”方式具有很高的政治风险，因此，邓小平逐步改变了政策灌输的做法，而采取“疏理”的方式，不强行规定“什么允许干，什么不允许干”。党的政策只是给出一个原则性的大致边界，只要不违背政治底线，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方法，由人们自行决定。邓小平的方式显然更为人们所接受，所谓“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党的政策不再是单纯地被制定出来，还要充分考虑社会乐于接受的方式，加以政策认定。在这种“疏理”的观念与做法下，社会活力被重新激发，民众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进而使整个中国的面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政策“堵治”，往往由于政策脱离实际或者跟不上形势变化而产生负面影响；自下而上的政策“疏理”，保证了政策能够符合社会实际，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因此，现时的政策不再是以前“紧箍咒”式的强制性框框，而是充满了弹性的空间；也不再是以前那样事无巨细的条款规定，而是给予合理、必要的指导与规范。从政策灌输到政策认定，无疑是一大进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的经济政策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主动地在政策方面进行探索创新。1979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成为验证中国共产党“疏理”政策方式与效果的典范。进入9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治”与“理”结合起来的方式显得更加灵活、务实。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来制定政策。政策好还是不好，不是依靠党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看政策是否能够符合或者满足群众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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