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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治”与“德治”并重
“治国无法则乱”，早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就有政治家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统治者往往更倾向于“仁政”。孔子说，仁者，人也。“仁政”其实就是人治，而这种人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尽管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国家制定法律法规，但主要还是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如果将政策治理定义为一个不同于常用概念的“政治”，那么，“政治”的效果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能力与执行政策的人的能力。很显然，“政治”也属于人治的范畴。政策有较高的人的主观随意性，容易发生变化，往往不会给出一个条分缕析的规则，弹性较大。相比较而言，法律更具有刚性。法律一经制定便不能随意改订，并且法律规定的条款一般较为详细。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而对于符不符合政策的判断往往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
1978年，邓小平指出了这一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进入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建立健全的国家法律体系，同时倡导党员干部与社会各阶层要“依法办事”。 1997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但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西方不同。数千年的道德礼仪传统让西方式的法治观念很难深入中国人的意识。在西方，往往强调“法不容情”，但在中国，人情依然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纽带之一。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以创新的思维来看待现实、解决问题。2001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这种以德治辅助法治的模式，既源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构建。
法治是对于全社会而言的，法律既刚性又平等，摒弃了“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德治则更多的是对执政者提出要求，以道德的说服力、劝导力与警示力来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同时又对普通民众起到示范作用，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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