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与战略机遇期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党的“十八大”昨天顺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不仅总结了过去这些年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各族人民走向新阶段中取得的各种成功与经验，而且特别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各种展望和战略规划。我个人作为外交学者，特别受到鼓舞和启发的是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自身发展战略机遇期大的判断，没有也不会受到改变。总书记这段讲话，我觉得指明了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在国际关系，在战略，在外交领域中间研究探讨和进一步推进方向，今天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谈一谈我自己学习总书记报告精神的一些粗浅的体会，谈的不一定成熟，不一定正确，供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批评指正。
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而言确实非常难得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中间既存在大量的机会，新的前景，同时也存在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好比一个登山者，中国巨人爬上更高山峰，一方面看到过去没有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美景，一些新风光，同时高处也比过去更加寒冷，更加孤寂，面对以前没有过的压力。有三个方面，既是中国新时期发展期机遇，同时如果处理不当，它们可能变成危机，变成新时期成长的障碍和压力。
一、中国新时期发展所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
第一方面，中国新时期发展所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也可以说重大的战略收获，以及重大的战略压力。有三个不同层面发展障碍或者说挑战：
1、海外利益保护的巨大压力
一方面，我们现在中国大量的人财物开始向全球伸展。随着中国国力发展，比过去20多年中国老百姓越来越走出国门，能源从世界各地进口，国内生产产品也面临更新换代的问题，从比较粗放的形态向比较精细、集约的，更加高层次的方式过渡，提出了更大的问题。
比如说，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中国从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一步一步成长为第五、第四、第三，去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十年间翻天覆地重大进步。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方说，中国人现在一年出去的人次达到了7000多万，在这7000多万中间既有大量的游客，也有大量留学生、大量打工仔、大量商人，还有很多公干人员，还有大使、维和士兵等等，在这样过程中间势必遇到新的挑战，比方说如何处理一些海外遇险事件，对外交部门、军方、高层决策者这是相当复杂，很头疼的事情，一会儿某些地方，我们的渔民受到袭击，一会儿某个建筑工地遭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会儿我们打工仔或者留学生护照丢失。美国一个外交官面对1500个公民在海外保护问题，中国一个外交官处理12万中国人可能遇到海外领事保护的需求，所以这个数量差距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外交官面对这么大的任务和负荷，很多时候难怪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普通百姓，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学生，他在寻求外交领事保护，寻求使领馆保护方面多少显得我们服务不够到位，使得外交领事保护成为一个瓶颈，处理海外事件急需克服的障碍，外交转型，外交为民，这样的口号如何越来越到实处问题。在我们外交界，从高层到媒体引起更大的关注，过去没有这么多中国人出去，没有这么多财产出去没有这么多海外投资并购，外交领事保护的压力相应小的多，中国成为全球海外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发展自己的人员往来，包括收购、并购，热情高，数量大，范围广的国家，我们的保护，我们的盾牌，我们的服务如何跟上去，我觉得这是新时期的问题，像国内说我们政府要转变职能，转变观念，更好为老百姓服务一样，对外工作中间，我们外交部门，我们相应各个方面，包括商务部，其他涉外部门如何为在海外中国公民，为他们财产保护，为他们人生安全提供应有的高质量的多种类的服务，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挑战。坦率说，现在并不算到位或者理想还有很多差距需要弥补和克服。
想想看中国是全世界到世界各地旅游上涨最快的国家，我们是全球第三到第四位旅游大国，我们留学生占到全世界留学总量的1/7，我们海外资产多的时候6万多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矿山、森林、集装箱码头等，这就是很大的挑战，海外利益包括海外通道安全，中国船队，中国油轮，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动力最大的船队。如何在海外的船队提供必要的服务，油轮泄漏的时候提供法律保障，受到袭击的时候受到保护，港口维修的时候，及时跟当事国取得联系，建立一些维修基地港口、设备，这方面应当说中国的压力比起任何其他大国，包括新兴大国来言是最大的，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最多的一个，这是一方面，海外利益保护在新时期对我们外交工作，对我们国际战略研究部门和决策部门提出重大挑战。
2、能源安全的压力
第二个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一个能源大国的地位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虽然国内的各种化石能源品种仍然是比较齐全，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各个矿山、油田产量位于国际比较靠前的位置，有一个情况跟过去完全不同了，过去能够充分保障，而且相当多能源能够出口，现在虽然国内产能很大，各种各样的矿山，各种各样的油田，各种各样的矿井仍在开足马力生产，而且储量也还可观。由于地面上增加机器不同了，我们消费结构也不同了，比如说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小汽车开始被普通人所消费，包括各种各样大型能耗建筑，像高铁、鸟巢，这样一些大型耗能建筑越来越多，此起彼伏到处开花，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完全不同以往了，我们从传统意义上能源出口大国，一个产能大国，现在变成了仍然是产能大国之一，但是同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进口大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有一个问题，你能源能不能及时供应商，跟国外合同能不能保障，会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环境形势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石油，大家知道石油是工业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命脉或者说一个生命线，中国过去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为止，最大能源出口大国，1987、1986年的时候出口总量占到全球的三甲。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第四位石油生产大国，我们大油田，大庆、华北、中原、塔里木、渤海湾等等，仍然是世界上规模很大，产量、储量很大的油田。由于刚才提到消费结构不同了，小汽车进入千家万户，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加了对石油的需求，从1993年开始，中国从一个石油出口国变成了一个进口国，而且进口比例不断上升，早期占5、6%，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半，一百桶油里面56—57桶从世界各地运来，从中东、波斯湾、俄罗斯、东南亚各国、非洲，探明储量，跟当地做出合同，有的运原油，有的提炼出来加工成石油制品运到中国来。
重要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我们同时还是世界上石油生产大国，也变成了一个石油进口大国，我们60%消费量需要进口。问题是不是世界上没有石油储备？很多国家仍然有，仍然愿意跟中国做买卖，但是要知道外部的安全形势不是由我们控制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隐患和不确定性不是我们掌握的，过去这些年有一些教训，由于一些国家出现政变、军事危机、外部势力打压，一些合同作废，使得有关部门、企业受到打击。比如说本拉登时期，我们跟他签了很多协议，但是当一些政权更迭以后，一些公司和企业受到几十亿美元的损失。
去年北非利比亚完成了一次大撤离行动，30多万中国劳工发生战争前夕通过中央部署，有关部门组织和调度一起撤到国内，生命得到保护这是重要的。可是想一想，他们在那个国家从事的工程、项目、码头、道路修建、各种民房建设、油田的井架、各种设备等等这是没办法撤回来的。我们商务部有一个估算，这次在利比亚危机中间，中国直接受影响的各种工程企业、项目初步的估算合同金额超过180多亿美元。应该说这相当大的受影响，受损害的一个数字。我们还知道中国跟伊朗有很多石油合同，据说中国是跟伊朗做的石油买卖最大的国家，三大石油公司在那里投资了很多亿，有的说法一千多亿美元，有的说法几百亿美元，用于前期勘探、前期石油管线的铺设，前期石油港口码头的建设，伊朗安全形势堪忧，伊朗跟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对立、紧张得关系，伊朗同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之间，围绕核开发，铀核的研究，看上去的矛盾，伊朗自身同周边国家，以色列军事上的对抗，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安全麻烦。对于中国来言，作为石油最大购买者，伊朗将近1/4石油向中国出口，占到我们10%以上，伊朗是第三大石油储备国，伊朗有非常大储量，非常好油气田、气井，很希望和一些新兴大国做交易，特别是中国，但是安全形势摆在那里，出现了一些局部战争，出现短时间的战火，我们损失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包括国内的油价不断振荡上行，主要原因不是供求关系，不是一个储量和消费不对应，而更多从全球安全形势，全球政治形势，包括富产石油地带不稳定格局挂钩的。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同这些地区有长期、良好的合同关系，在面对这些不确定局势面前，损失受到波及是非常严重的，未来我们跟伊拉克、利比亚、、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海湾中东国家，一些储量丰富，产量丰富的生产石油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如何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外交卓有成效的开展，包括必要的斡旋，从中央决策者到外交，到军方，到学者，研究部门应该研究，关注探讨的重大问题。
我另外要说的铁矿石，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中国钢铁业的成长可以说有目共睹，世人都能够看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钢铁业基地的这种茁壮成长。我们目前粗钢产量占到全球50%，实际上48%左右，把其他国家190多个国家合在一起，他们粗钢生产能力和中国一个国家差不多是相等的，一方面是好事情，为我们工业化，为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钢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一个支柱型产业，造船、铁路、建筑、大型各种各样的设施都离不开钢铁业的成长。当年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了这个目标。
从一个硬币另一面看，全球主要钢铁基地的确立，矛盾另外一面突出了，就是铁矿石、铁矿砂，作为钢铁生产原料的供应跟不上，过去我们一向认为中国铁矿石的储量完全能够保障，现在看远远跟不上，我们2/3铁矿石需要进口，需要从巴西、阿根廷、中美洲、南部非洲挖过来，且不说这个价格受制于人，而且安全性让人担忧。从月球上看，地球上五大洲四大洋，很多大的船只运的铁矿石，铁矿砂、石油运上中国的码头，转向中国厂家，中国制造业大型的企业，我们的企业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源源不断加工，生产出来，电视机、家电、机电产品、船只、水泥、玻璃、风电设备然后向全世界供应，中国是这些加工业、制造业全球最大的一个供应中心，大进大出看的非常明显，安全角度看出一个问题，越是开放，越是大进大出的依存度上升，你的脆弱性、安全隐患也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叫做安全瓶颈、能源瓶颈更加突出，我们相当多能源都有这样的问题，像石油、铜、铁矿石等等很多化石能源都有这种情况，虽然中国有储量，也有相当大的产量，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由于国人消费口味和模式提升与改变，原来的国内的能源储量，它的品种跟不上了，它的数量不满足了，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我们对外能源依赖问题，我们外交保障能源外交问题，就成为新时期我们发展面对的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难题。
现在有人讲，我到很多国家去，保证经济、持续、相对高速成长，提供逐步外部动力，提供全球市场，提供外部能源，如果国内中央政府、党中央能够有效布局，有层次推进战略，全球安全形势，全球战略，全球不确定性怎么由我控制呢？特别大家看看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活跃，地区冲突加剧。围绕各种制高点，围绕各种出海口，围绕各种战略设施，围绕核设施展开的问题有增无减，这增加了对海外资源依赖风险和脆弱性。这是过去我们领导人和军方没有面对过的矛盾，在新世纪越来越严峻了。处理好如何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解决能源瓶颈顺利推进能源外交也是新时期需要深思熟虑，需要长远布局，需要创造性介入重要题目。
3、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这次总书记在“十八大”特别提到科学发展观主要内容，强调我们产业要升级，结构更加合理，更加注重科技含量，这个要求反映出中央领导相当强烈的危机意识，反映出决策层对问题总体估测。总体来说中国质量不大，虽然产能不大，但是科技含量不足，含金量显得分量不够，包括产业结构中间不合理，比如说制造业、重化工业占的比重过大，而服务业、创意产业包括各种各样第三产业，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有保障的，比如教育、卫生、娱乐、福利、城市规划、生态保护这些方面，我们的GDP的比重是不高的。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比，美国现在还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整个产值中间，70—80%，都是第三产业，都是保险，都是社会服务，都是跟人的生活，跟社会的高水平的运转相关的产业，一些部门。而我们虽然GDP块头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了，总量很大，但是我们70、80%部分仍然是重化工业，仍然是制造业，仍然是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占的比重不高。很多人说我们GDP上去了，能耗增加了，但是生活中幸福感、服务种类、效能都没有跟上去，这需要未来给予更高的重视，需要给予评估的，中国发展不能仅仅是量的扩张，不能是产能扩大，应该重视质的增长。中国制造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全球钢铁生产，全球铁矿石吞吐量，全球造船业，全球的运能这方面大家看的很清楚，中国不仅是新兴大国中间第一位，而且在全球大国中间，发达国家都有上升的比重，这中间多少转化为老百姓的生活，转化为更加有质量，更加有效率的，更加符合社会持续增长的一面，而不是产能自我服务，自我消费，生产出很多二氧化碳，很多很多的船只让世界各国消费、运转，这个结构要深刻反思，做出重大调整，要有新的布局，这一方面，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使传统生长方式升级换代，让人民幸福感更加强烈，更加直接。“十八大”提出2020年我们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从GDP数据看收入增长多少，煤炭出口进口量上升多少，而是体现在老百姓直接收入，我们社区、环保、医疗服务的品种，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的社区配套的设施能够达到什么水平，这些在原有的结构中做出重大的调整，目前看并不容易，坦率说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仍然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深刻的经济结构的攻关战略，改革战略。
很多人还没有享受基本国民待遇，国家发展这么多年，建国这么多年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是让人觉得羞愧的事情，“十八大”提出让老百姓享受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惠泽，更直接让普通公众，普通人能够受益，这不是说一说，一定从我们结构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提升，从量的这种产能的扩张到质的升级方面要做出重大贡献，在我看来这方面存在隐患和危机，注重量到注重质的方面，任何国家都不容易，都有艰难的转型，中国恰恰处在转型攻关阶段。
不管能源瓶颈问题、还是海外保护问题，还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问题，我们概括为第一个问题，发展的需求，就是发展的压力，发展的挑战与危机，这是第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