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农场基因谱

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3年前，苏彦山在职工大会上提出“建设北方共青城”的想法时，不少人向他“泼冷水”。

“在一片嘲笑和质疑声中”，这届领导班子带着共青农场人，一步一步地在二次创业的路途中扎下脚印。

在此之前，“北方的共青城”是大胆的历史设想，从来没有人给它画出清晰的轮廓。

2011年年初，共青农场领导班子研究发展蓝图。他们编制出“1117”规划，即“一城、一馆、一基地、七大庄”。一城，就是红色共青城；一馆，即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一基地，就是全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七大庄，则是要建成7个青年垦荒文化建筑群。

尽管崭新的北方共青城愿景已跃然纸上，但是质疑的声音仍然没有平息。当时，在领导班子会上，就有人没底气地说：“要完成这个规划，至少需要一百年。”

或许，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在通向北方共青城的路上，会面临各种现实的“栅栏”，比如资金，比如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拆迁问题，等等。二次创业并不像喊口号那么轻松简单。

尽管时代的境遇已大不相同，但是共青农场的两次创业却有着相似之处。无论是开垦荒地，还是建设北方的共青城，均是向未知领域开拓和进军，也几乎都算是“白手起家”。

时过多年，说起当年的垦荒经历，两鬓斑白的老垦荒队员荆焕峰哈哈大笑起来：“当时就是傻呀！”

年轻人无知无畏的浪漫主义情怀，遭遇的是最残酷的现实考验。苏彦山形容当年萝北荒原的生存条件，是“绝苦”。

1955年，年轻的拓荒者真正踏上萝北荒原，才知道“荆棘丛生、沼泽遍地、野兽出没”，究竟是怎样一幅令人畏惧的图景。

当时的萝北县，总共才2000人，全县只有一栋砖房。垦荒队员初到这里，只能住在自搭的窝棚和马架子里。

北大荒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他们晚上睡觉时要裹着棉衣裤，把头埋在被子里。第二天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硬得叠不起来。

到了夏天，日子同样不好过。蚊子、小咬（当地土话，一种昆虫）、牛虻“三班倒”，轮番地招惹人。虫子往头发上蹿，手一抓，皮肤就肿起一个包，“钻心地疼”。大夏天干活儿，他们也要穿上长衣长裤。

不能回避的历史情节是，当时也有部分垦荒队员因为无法忍受艰苦，想卷起铺盖儿回家。

但是，大部分垦荒队员没有半途而逃。“想干一番事业，就要不怕吃苦，不向困难低头。”杜俊起回忆，在过去异常艰难的岁月中，年轻人对理想的执着以及“不想丢面子”的尊严感，还是占据精神世界的高地。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垦荒青年释放了他们最大的能量。1958年，萝北迎来了大丰收。一个年轻的群体，用他们的汗水、青春甚至鲜血，完成他们对时代的承诺。

如今，二次创业的主题不是人和自然的搏斗，或许也不会有那么多震撼人心的故事。但是，在很多共青农场人眼中，新的创业虽然不复垦荒年代的恶劣环境，但也是筚路蓝缕的征途。

毫无疑问的是，植入共青农场几代人基因的精神气质，在这次创业历程中再次焕发。

“我们拥有再次拓荒的勇气，也有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苏彦山说。

由于共青农场人已达成发展的共识，繁复的拆迁难题在这里迎刃而解。仅3个多月，共青农场完成了2.3万平方米的征地拆迁。

为了争取发展的资金和项目，苏彦山几乎“跑断了腿”。有一次，因为争取纪念馆的项目资金，他在省财政厅门前等了3天。

农垦宝泉岭管理局的一位领导对苏彦山说：“你真是感动了上帝。”

在共青农场的干部和职工中，流行着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工作节奏就是白加黑，五加二。”

现实证明，“一百年”太久了，共青农场的变化要以“朝夕”为标尺来衡量。原本计划耗时5年的发展规划，几乎只用1年时间就基本完成。

今年，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落成，7个青年垦荒文化建筑群也已从效果图变成真实的楼群。

几年前，苏彦山刚来共青农场时，“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如今，共青农场已不再是过去的大村庄，而是初具规模的小城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