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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创作朱德传记始末 (3)

2007年01月05日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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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真正开始写作，已到了距最初采访8年之后的1945年。1940年9月，史沫特莱的伤病到了必须住院疗养的程度，她去了香港一段时间。回到内地后，她因为长期宣传和帮助八路军，受到戴笠部下的时时“关照”。就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1941年的夏天，史沫特莱回到了美国。她准备在那里作一番调整，然后再返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再与朱德合作，完成这部《伟大的道路》。

　　但是，中国国内的战乱和美国的国内局势，使这位与中国革命发展同进共退十多年的作家记者，一直没能再回到这片土地。

　　在中国旅居十多年后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生活一直不安定。直到1945年夏天，她才从纽约搬到一个叫耶德庄的地方。耶德庄以前是著名富翁特列斯克的宅第，周围有约600英亩的广袤土地，遍布着森林、湖泊和起伏的原野。这位富翁临终时在遗嘱里说，将这处地方专供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使用，作为他们从事创作的中心。在这里，史沫特莱获得了良好环境。她要潜下心来，完成写作《伟大的道路》的宏愿。

　　但是，身处数万里之外的美国，来写作一个正在续写中国革命历程的伟大革命者，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充实原有的材料，她需要更多、更丰富的东西。为了搜集材料，她只能求助于中国，求助于朱德本人。

　　1945年10月，史沫特莱请代表中国解放区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董必武，向朱德转去她的一封信，希望能再次获得朱德本人的帮助。

　　当时中美之间的通信并不通畅，朱德又处在极紧张的与国民党斗争的状态中。所以，直到1946年7月1日，朱德才借美国邀请周扬去访问的机会，写出一封信致史沫特莱，并准备了一些相关材料和礼品。虽然后来周扬没能成行，但朱德的信和材料仍辗转送达史沫特莱手中。朱德在这封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答应所求。”

　　朱德在信中，对于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政府给予了严厉指责。但是，他也对美国人民给中国革命的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史沫特莱除将这封信翻译后抄写给许多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如爱泼斯坦等外，还将朱德信中的一段话印在贺年片上――一共150张，寄发给为中国革命出过力的朋友。她说：“我以这种方式庆祝了圣诞节和元旦。”

　　按照史沫特莱的要求，朱德寄去了一部分资料。其中包括由红军各级人员百余人所写的诗歌、故事、特写、日记等编纂而成的两卷本《长征》；刘白羽写作的《朱德传》部分手稿，以及朱德自抗日战争到当时所发表的颇具纪念意义的各类文章，包裹里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朱德与外国友人的合影照片，还有一块产于延安的人工手织的披肩。

　　史沫特莱非常喜爱这件披肩，但是并没有留着自己使用。这年冬天，在纽约的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将这件披肩展示给数十位与会者。在介绍了它的来历后，宣布为了筹募救济中国战灾的基金而将其义卖。最终，披肩被人以1000美金的价钱购下。

　　五

　　史沫特莱以万分认真的态度写作着朱德的传记。为了感受中国的气氛，她将朱德寄给她的别针装饰在房间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一些楠树枝。史沫特莱听朱德说过，他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小时候曾在楠木丛中度过了一段岁月。为了体验这种环境，史沫特莱便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了这些楠树枝。

　　当然，写作不是件愉快的事。思路的不畅，材料的不完备，也常常带来很大的焦虑。一位与她呆过一个时期的朋友注意到，她的表情是时时变化的。有时由于内心痛苦不安，她的面部皱纹便紧攒加深，整日愁闷不乐；有时写作顺畅，她的心情便开朗，笑容满面。可是，写作复杂、沉重的中国题材，史沫特莱常常是忧戚而深沉的。

　　史沫特莱后来在写给朱德的信中说：“这是一本不容易写的书，因为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贯穿着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平。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这也必须写进去。”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增加了史沫特莱内心的不安。她曾在给朱德的信里说：“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一个美国人，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而承担道义上的痛苦，这也许是史沫特莱写作时所处的复杂心境之一。

　　远隔重洋也增大了写作的难度：“我必须为这本书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期书中所涉及的每一历史时期都准确无误。”

　　为了潜心写作，史沫特莱还努力排除可能干扰的各种因素，甚至错过了一些好的机遇。在她到达中国之前，曾经因为支持印度的独立活动被捕入狱。为此，后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曾经表示，等印度真正独立后，将欢迎她到印度去。1946年夏天，印度即将宣告独立，一名政府的高级官员致函史沫特莱，邀请她前往印度，以顾问名义参与新政府的工作。

　　史沫特莱收到这封信，十分激动。亚洲此起彼伏的革命及成功消息，使这位长期关注这片土地的女性，感到无比振奋。她是一个特别喜欢活动的人，天性乐于参与实际的奋斗过程。而且，印度处于与中国的相邻位置，是吸引她前去的又一理由。

　　但是，史沫特莱最终决定不去印度。一些朋友告诫她，《伟大的道路》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再写，印度之行却不可缓，何况到印度仍可以继续写作。史沫特莱却感到，研究这部书的时代背景，几乎已将她全部的精力消耗殆尽，而且中国的历史越研究越觉得深邃广博，她不能较长时间从这种状态中脱开……这样，只好先舍弃去印度的绝好机会。

　　直到1949年初，史沫特莱才完成《伟大的道路》初稿。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形势，使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十分恼怒。当年2月，史沫特莱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

　　史沫特莱后来在致朱德的一封信里道出了被指控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多年来我在美国全国许多地方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讲演，并在第二次大战中到一些陆军训练营去作了这样的讲演。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著作，并且参加过关于中国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广播。”

　　政府提出这一指控后几个星期，美国陆军部又宣布对史沫特莱的控告是一个“faux pas”（社交性质的过失），用史沫特莱的比喻来说：“有点像在美国做了当众剔牙这类事情。”

　　虽然如此，史沫特莱的生活却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她不能发表讲演和出售文章――而当时，这是她收入和生活的基本来源。她所寄居的朋友家庭也受牵连，家里人的工作几乎不保，史沫特莱只好搬出；但在纽约她几乎租不到房屋，最后不得不住进房租高昂的一家小旅馆。

　　史沫特莱只好选择出国，当然，她当时不能申请到中国。可是，连到英国或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也申请不到护照。护照局的官员称，即使不考虑前一起案件，却仍然确信她是共产党员，证据是史沫特莱所写的关于八路军的著作。

　　激愤中的史沫特莱一度甚至考虑，如果她最终被拒发护照，她准备采取极端方式：一、将自己的案情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正式放弃美国国籍，“试图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获得国籍”。她在给朱德的信里郑重表示，她的首选是中国。

　　在这样的境况中，《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出版，当然就遇到了难题。史沫特莱已经与美国一家著名的权威出版社――史诺夫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史沫特莱同样写中国的著作《中国的战歌》。此时，出版商和审稿人却突然提出，《伟大的道路》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并要求她在书的结尾加入反共的内容，对此，史沫特莱断然拒绝。这样，这部书的出版计划遭到了搁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消息使史沫特莱异常兴奋。在收音机旁，她听到了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消息；听到了苏联同国民党断交并表示打算承认新中国政府的消息。“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史沫特莱马上给朱德写去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她对自己当时的处境并不在乎：“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60岁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30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许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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