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乡情乡谊 (3)

○张家康（安徽）

2010年01月27日08:2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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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毛泽东与韶山的亲友们频频通信，不仅仅是联络乡情，而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家乡的亲友，了解真正的社情民意。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给同学毛森品去信，直接提到乡间的情况，“尚祈随时惠示”，而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又指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 “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这是他给亲友信中常常提及的要点。

　　这年6月，一封署名张峻明的来信，直言不讳地反映基层干部的一些缺点。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小学工作时，毛泽东与张峻明有过接触。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共产党、对党的干部全都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今能听到另一种恳切的声音，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给张峻明回信，说：“甚为感谢。反映各种情况，极为高兴。”“乡间情形如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为盼。”这些亲友没有因他而升官经商，飞黄腾达，大富大贵，享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便利，那就是大胆而又如实地反映乡下的情况，甚至直接进京，向他反映问题。

　　张有成是毛泽东的儿时伙伴，年龄比毛泽东略大，儿时，毛泽东叫他“张四哥”。毛泽东在韶山搞农民运动时，一次幸亏“张四哥”掩护，才逃脱国民党枪兵近在咫尺的追捕。这段旧谊，毛泽东一直记在心上。新中国建立后，他便不时地寄钱，接济张有成。1951年9月，毛泽东还邀请他与毛宇居、文梅清赴京叙旧。在中南海，毛泽东还将毛岸英、李敏、李讷叫到跟前，让他们称呼张有成为“伯父”。

　　1952年夏，乡间因粮食歉收，乡政府提出禁止酿酒。当地乡村的农民一直有用稻谷和大米酿酒的习惯，张有成为人豪爽，就好这一口，这下断了酒，让他好生不满，当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一段时间未见回信，又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间粮缺猪贱的情况。毛泽东根据张有成两封信所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回了一封信，感谢他的来信，“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况”，并关心“粮亏猪贱，近日好些否”？还宽慰他，“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然清楚“粮亏猪贱”，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此事让他一直放心不下，在给张有成复信的第四天，他又给堂兄、老师毛宇居去信说：“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闲时望将乡情赐否？”直到后来乡间粮食增产，生猪有了发展，情况有了新起色，他才放下心来。

　　1951年，毛泽东的表侄文九明来到北京，这位当年的儿童团长性格坦率开朗，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了乡间的许多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扬文九明的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告诉他，以后乡间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写信反映，也可以来北京面谈。

　　第二年，已是初级社社长的文九明来信，要求上京报告乡间的情况，毛泽东于10月25日复信，同意“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并要求“能于11月上旬到京为好”。到了北京，文九明见到毛泽东时，开门见山地反映了乡间的情况，他说：“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的干部们也没有多少事情了，这样就发下许多表格，说是发展生产。表格的内容太烦了。种了多少菜，萝卜是多少，白菜是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是多少，架子猪是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是多少，人畜粪是多少，来年春种还得积多少，等等。干部开始从区到村，手中捧着表格，一级一级地催，还上门追着填表格。我实在忍不住，就说了句，我什么也别干了，就守着尿桶茅厕房，还有猪屁股、牛屁股，给填表格好啦！区里干部知道后，竟然找上门来，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早在年初，毛泽东就指示中央发了一个文件，着重解决“五多”问题，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最主要的工作，所有工作都必须要围绕和服从于它。中央的文件下达已经半年多，而具体落实起来，又是如此的困难。听罢文九明的汇报，毛泽东情绪也激动起来，他说：“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贺晓秋是毛泽东的表兄弟，他的母亲是毛泽东的二姑妈。童年时，他常来韶山外婆家，与毛泽东一同读书、一起玩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遭反动派追捕，在千钧一发之际，是贺晓秋和文涧泉扮成轿夫，冒着杀头的危险，把毛泽东抬出韶山。1927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又一次被敌人追捕，又是在这位老表的护送下，脱离了险境，两人分手时，贺晓秋还拿出身上仅剩的几块现洋，作为毛泽东的路费。

　　湖南解放后，贺晓秋很快便跟毛泽东建立联系。他给毛泽东去信，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乡下的实情，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希望能顺民意体民情。毛泽东接信后极为欣悦，立即回信说：“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贺晓秋于1960年10月病逝，最终未能再与表兄见上一面，当然也就没有机会直接面陈乡情。这个机会留给了他的儿子贺风生。

　　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之时，贺风生恰是一个生产队长，他对农村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有着切肤之痛。1960年11月，贺风生到了北京，当时毛泽东刚从杭州回来，立即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他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乡间出现的问题，从公共食堂吃不饱饭到农村灾荒饿死人，从砸锅砸灶到农具和生活用品缴公，从干部层层虚报浮夸到随便抓人打人的恶劣作风，如实地说了出来，说着说着，还向毛泽东移近一步，问道：“这是您说的党群关系是血肉关系吗？我看是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这么搞的吗？”他稍微想了想，又愤愤地说道：“我们那里不少地方都把人家的祖坟扒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吨粮田。我娘的坟就被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听到这里，毛泽东坐不住了，气愤地说：“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很欣赏贺风生讲真话的精神，他对贺风生说：“我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风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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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