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与合作的经历 (2)

章百家

2007年12月07日10:01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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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６年４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１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③对国民政府来说，政府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１９３７年６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④这次访问的结果表明，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德之间仍保持着友好关系。

　　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３８９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１４亿马克，截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５０００万马克。随后在１１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５３００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１２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４４００万马克的军火来华。⑤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１４４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５８１６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１０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１９３７年７月５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①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８月１３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８７、８８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３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１１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１００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中日战争迅速升级并趋于旷日持久，意味着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的终结。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至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１９３８年２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３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４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６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②。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为由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７月５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１９３８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７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７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③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二、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１９３８年６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２７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苏联军事顾问第一次来华服务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４年期间，苏联在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１９２７年，苏联对华关系遭到双重挫折：４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并撤回驻华代表。１９２９年７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关系完全断绝。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２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这就使得中苏关系的调整举步维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两国是否需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１９３３年５月，中苏两国开始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等问题而搁置，南京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没有意义。１９３５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苏政策，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为此，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直接签订互助条约。

　　但是，苏联政府坚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愿意在签订这一条约之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人担心，签订互助条约很可能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别无选择，中苏两国终于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蒋介石一再表示，他反对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军事援助挂钩，但事实上，正是这个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援助中国。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

　　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国民政府就向苏联发出了援助请求②。《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立即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外称“考察苏联实业团”）赴苏寻求援助。蒋介石给杨杰布置的任务是：促进苏联参战，也即是促成中苏互助协定，最低希望为“俾苏方源源接济我军用品”③。对于中方援助军火的要求，苏联迅速作出反应。据《杨杰日记》所载：苏方“对于所需各物，尽量一次给与，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④。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８年２月间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２９７架、各式火炮２９０门、坦克８２辆、汽车４００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枝弹药，总值为４８５５７４４３６美元。⑤仅此第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其中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

　　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有三笔，总计为２５亿美元，中方前后共分９次动用。其中，第一、第二笔借款总计１亿美元，分５批动用，至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全部用完。第三笔信用借款，自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至１９４２年间，动用４批，总计略超过一半。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对华第三笔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这样，中国实际使用的苏联信用借款约为１７３亿美元。⑥

　　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优惠的信用借款，还以大大低于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火。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立法院院长孙科１９３９年第二次访问苏联归来后，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１６亿卢布的贷款，按国际价格，这相当于４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的价格折算成美金仅３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１５０万元。这些条件都是由斯大林和蒋介石互通电报商妥的。⑦据统计，截至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９０４架，其中轻重轰炸机３１８架，坦克８２辆，汽车１５２６辆，牵引车２４辆，各类大炮１１９０门，轻重机关枪９７２０挺，步枪５万枝，步枪子弹１６７００多万发，机枪子弹１７００多万发，炸弹３１１００颗，炮弹１８７万多发，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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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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