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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 (4)

方敏

2006年12月25日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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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思考

　　通过对毛泽东修改《新民主主义论》问题的考察，笔者想谈几点看法：

　　（一）在运用《新民主主义论》为史料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思想时，应把《毛选》本和以前各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结合起来分析，不能单以《毛选》本为准。根据前面的分析，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三次修改具有不同的理论建设意义。每一次修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进步、发展和变化，而第三次修改尤其突出。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都以《毛选》本为准进行研究，这不够全面，不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由此进一步推而广之，笔者还注意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修改的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论》一篇文章，很多文章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都修改过，这些都值得关注。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这三次修改中，第三次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及其反映出的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人的思想，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并不反映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人的思想有什么本质上的转变。修改后的一些新思想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也是很自然的，它主要反映出的是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人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笔者主张在研究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人的思想时，既要关注修改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也同时应重视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

　　（三）从毛泽东第三次修改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得到启示，同时参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修改前的原文，笔者觉得目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若干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根据《毛选》本《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这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特点。但是前文已经分析过，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在总结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问题和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区别问题所作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结论，并不能说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何时期无产阶级都具有“单独领导”或担负“主要领导”的地位，资产阶级则没有发挥领导作用。从《毛选》本以前的几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来看，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始终是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就总体而言，无产阶级对革命处于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地位；二是就具体的革命各时期而言，在1927年至1936年间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了革命，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领导了革命。毛泽东在同时期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至少也认为无产阶级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是“自觉的参加”、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这两处“参加”的提法在1952年该文收录进《毛泽东选集》时被分别改成了“参加和领导”、“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7卷，第126～127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45页。】其实，我们认真反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根据具体实际而言，“参加领导或领导”的提法显然更接近历史真实。而且，有一个简单的常识恐怕在不经意间被后人忽视了，那就是革命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总该有一个过程，这种转变怎么可能在五四运动后顷刻间就完成了呢？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入地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无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不能只理解为“单独领导”，“参加领导”也是其应有之内涵。第二，具体到各个具体时期，革命领导权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至少在国民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了革命，而并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领导者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而没有资产阶级、国民党。第三，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经历了一个时而参加领导、时而单独领导或主要领导、直到最终取得单独领导以至完全领导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从五四运动后顷刻间完成的。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基本认识主要是套用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新民主主义论》后所表达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这同样是毛泽东在总结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问题所作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结论。不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套用这一观点，导致了我们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问题上的认识出现了一个盲点，即没有看到共产党人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是另有具体纲领的，即在某个历史阶段具有阶段性的目标和前途，而这个目标和前途可能只是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而不是“领导”的国家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在论及重庆谈判前后共产党人的主张时，很多学者依然在着重强调国内外形势使然和策略的一面，甚至依然在怀疑共产党人的诚意，却没有人注意到共产党人在重庆谈判前后的主张其实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笔者注意到，毛泽东第三次修改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论述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般纲领性质的，属于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内容，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二是属于具体纲领性质的，即提出了革命的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主要内容是先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也是一样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6、1062～1063、1065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修改之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使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党专政’”的提法，这在该文收录进1952年《毛泽东选集》时被改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7卷，第13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在《论联合政府》中甚至认为，共产党人的“一般纲领”也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里也没有后来收录进1953年《毛泽东选集》时增加的“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话【《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56页】。抗战结束时期，毛泽东对联合政府问题还给予了进一步的阐释，明确指出，联合政府可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可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但对于这样的形式，共产党也“还是要参加进去”【《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重庆谈判一开始，共产党人又明确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页】在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结成了政治联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共同确认了以英美议会民主为蓝本的国家制度形式【参见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第147～148页】。很明显，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有关思想与后来的联合政府思想、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态度和所作所为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适时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有可能只是处于参加领导的地位的国家制度的阶段性目标和前途，反映了共产党人尊重抗战胜利前后时的国情、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蕴涵着的深刻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当然，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选择这一阶段性的目标和前途，这是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内战政策的结果，但这并不能否认共产党人曾经设想过建立可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而只是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国家制度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和前途。

　　3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理论问题

　　笔者发现，学术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理论，成熟于《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时或发表以前的某个时期，而且都援引了毛泽东第三次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各种阶级观点以为依据。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当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在某些阶级范围的界定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定位上并不像后来修改的那样准确完善，至少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没有明确加以区分。再看看同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该文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表达得比较明确，这与同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表述有所不同。但同一时期的两篇重要文章却存在不同提法，也多少能够说明当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没有足够明确。另外，从毛泽东1940年写给萧向荣的信中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最初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明确区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这也说明，毛泽东写这两篇文章的时期，正处在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逐渐明确时期，是否到了足够明确的程度，值得斟酌。对于农民阶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虽然将其与小资产阶级分别单列介绍，但依然认为“农民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这与同时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相吻合。很显然，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农民阶级理论依然有些缺陷，究竟如何看待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阶级理论成熟的程度，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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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zzzzzz

(责编：蒋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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