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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 (3)

方敏

2006年12月25日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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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修改：理论内容的变化

　　第三次修改的时间是1952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之前，标志性成果当然是其中收录的《新民主主义论》。从第二次修改后，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过修改。笔者选取了解放社在1944年1月、1946年、1950年出过的三个单行本进行考察，发现除可能是由于编辑错讹而造成的微小区别外，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而就在解放社1950年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出版不久，当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毛泽东本人直接主持编辑出版工作，毛泽东也随即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毛泽东此次修改的内容远多于前两次修改，共有817处左右。其中不涉及原文思想内容变化的修改共有762处左右，包括：对标点符号的大量修改，共有117处左右；在基本不改变原文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在一些语言用法、概念使用、字句增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修改，共有645处左右。这些改动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谨性。另外，毛泽东还对原有的一些认识、观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从而使理论内容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类修改共有55处左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只提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而不再提“参加领导”，修改前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在一定时期无产阶级可能处于参加领导地位而资产阶级可能继续发挥一定领导作用的认识没有了。如：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改为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将“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改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在论及谁能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时，将“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改为“历史已经能够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第10、17、2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672～673、674页】。其二，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未来新中国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中的领导地位，而修改前则没有明确提出过。如：将“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为“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论及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时，增加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将“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改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论》，第16、21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5页】其三，比原来更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弱点，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而淡化了资产阶级的作用。上述两个方面的修改就是重要表现。此外，还有两类修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从理论观点上进行修改的。如：将“五四”以前的中国革命是“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改为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在阐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时，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改为“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在说明中国的“特殊条件”时，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彻底性”改为“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新民主主义论》，第10、20、30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674、681页】二是从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进行修改的。如：在阐述抗战时期国家民主化的状况时，将“抗战许久了，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改为“除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并删去了原来阐述宪政运动作用的话：“现在开始的宪政运动，我们希望能挽救这种危机”；删去了原来阐述阶级问题的话：“作为觉悟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种革命的政党，其中主要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阐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文化革命方面的作用时，将只突出上海《民国日报》改为同时突出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并在表述顺序上将《向导周报》提前【《新民主主义论》，第23、53、62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695、701页。】等等。

　　2、在资产阶级理论、农民阶级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

　　前文提到的淡化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是一个重要表现。此外，在修改之前，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等阶级范围的区别还显得有些不够清晰，在一些阶级概念的使用上也没有给予严格的区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严格区别开来；修改后，对这些阶级范围的界定和阶级概念的使用则十分明确了。如：将“中国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与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中的“资产阶级”改为“民族资产阶级”；将“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完全分裂……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改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在阐述大革命时期“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的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之后，增加了“吸引了农民阶级的加入”；将1927年后革命营垒的变化由“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改为“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将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由认为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改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第18～19、61～64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73～674、700～703页】。

　　3、修改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大大增强

　　毋庸置疑，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是明确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但对这种联系的论述在修改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修改之前，毛泽东显然并不急于阐述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他主要是在阐述不能割裂两步革命的关系、要明确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区别等问题时，涉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修改后，毛泽东在多方面将社会主义的观念强化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被强调了。主要表现在：其一，改变了一些概念的使用，使之更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要求，更突出反映社会主义的观念。如：将“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乡民大会”、“各级大会”分别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代表大会”；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区别由“两个阶段的不同”改为“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并将“社会革命”阶段的提法改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提法；由实现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改为实现或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改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新民主主义论》，第24、41、68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688、706页】其二，改变或调整了一些论述，其中或删减原来强调注意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话，或增加强调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具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素的话，或改变原来的表达方式，大大强化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如：在阐述第一步革命的目标和性质时，删去了“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之时，其基本性质总是同一的”，增加了“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在阐述节制资本问题时，增加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阐述新民主主义农业政策时，将“但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改为“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突出了对地主阶级的消灭含义，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在阐述国民文化的方针问题时，增加了“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两段论述；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政治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国民文化”改为“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将“这种一部分不是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改为“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在阐述当时国民文化的状况时，删去了“但是现时国民文化的基本性质，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它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是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第10、26、66～68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68、678、704～706页】。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次修改，范围很宽，主要涉及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阶级理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等三个方面。仅从《新民主主义论》修改前后的内容变化看，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需要指出，这种变化表现在不同的内容上，性质并不一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表达方式变了，思想内容实际没有变。所谓没有变，是指在第二次修改时毛泽东已经有了某种认识，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来，随着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在第三次修改时将其明确提了出来。例如，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上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和中国资产阶级弱点的一些认识上的修改，把大资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的反动力量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修改等，就属于这种性质。我们可以从同时期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印证。（2）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在第二次修改时，毛泽东的认识尚处在逐渐明确过程中，到第三次修改时，这些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或逐渐明确、或逐渐变化，毛泽东将此吸收了进来。这类修改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在修改之前已经出现了发展和进步。例如，关于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明确区分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还在认为“农民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7卷，近代史料供应社，1975年香港版，第124页】。又如，关于无产阶级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问题，直到《论联合政府》阐述共产党人的纲领时，也还没有明确提无产阶级领导【《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是后来才明确起来的。（3）有些认识是毛泽东在进行第三次修改之时增加进去的，或者是对原有认识进行了改动的，这类修改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在此次修改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的增强，其中的很多提法显然是在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才形成的。（4）有些认识的变化同时既有策略改变又有思想变化的性质，将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革命改为“领导”革命的认识就应该属于此类。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此次修改，透露出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在修改之前，毛泽东的论述主要是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进行的，目的主要是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指导。而在修改之后，毛泽东的论述具有了对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设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意义。毛泽东显然是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设，为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特点提供指导，为今后中国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指导，为今后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提供理论帮助。因此，毛泽东的此次修改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也使《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建设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有了发展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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