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 (3)

武力

2010年05月24日10:3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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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趋利避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分析了大工业发展产生的全面影响：“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世纪—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年—1945年），后帝国主义阶段（二战后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经济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瓜分完毕，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结果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他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在对内方面，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70年里，其经历既有被侵略压迫的痛苦，也有共同发展和“两个利用”：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中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朝鲜战争更加剧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而且新中国对单一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也使中国远离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国与苏联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中国从这个阵营得到援助和拓展世界市场的大门也基本关闭，中国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然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的，是由落后的危机感而激发的。而这种危机感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改革开放，又是由于两个重要认识的转变。没有这两个重要认识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1）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得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转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6月10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2）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五六十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作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道路。新中国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离不开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离不开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离不开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五、过犹不及：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边界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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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