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 (2)

武力

2010年05月24日10:3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号大中小】打印社区手机点评纠错 E-mail推荐：

　　二、理解中国：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着眼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和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其体制又被学者称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制度(参见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出版社，2004年。)，并使古代中国达到了资本主义前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世界的前列。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适应了中国地域辽阔和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需要。

　　但是在1840年以后，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帝国，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逐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尽欺凌。于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反封建的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抵御国外的侵略和实现社会稳定。1949年以后，正是长期在“大一统”制度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统一意识和强大的政府传统，使得独立的中国作为一个巨人重新站立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仍然延续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则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在人口多、底子薄、积累少的情况下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另一方面，则容易忽视地方的特点和压抑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毛泽东曾经说：“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98页。)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长期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建立起符合国情、有利于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发展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证明，中国的改革和制度变迁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条件出发，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坚持的“大一统”制度，对于中国这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能够坚持不懈地将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根本战略目标，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目前，不但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国观念和强大的政府传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崛起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而且在政治、经济发展都很不平衡的今天，这种国家统一观，也为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和文化的高度智慧。这也是笔者在主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为什么率先将香港、澳门、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考察范围并加以研究的重要原因。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至1952年为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保留市场机制下的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其结果是好的。（2）1953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权和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和下放都表现为行政性的、全面的，结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始终没有找到和建立令人满意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权力集中的时期比权力下放的时期经济形势要好。（3）1979年至1991年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恰好与第二阶段相反，其基础是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恢复市场机制过渡，其特点是由初期的中央集权到分权再到部分集权，由于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仍然没有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权力的集中还是下放，都没有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危害。（4）1992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权力划分已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划分开始真正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向良好方向发展。

　　纵观新中国60年处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经济关系的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演变趋势，一方面必须照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应允许部分地区发展快一些，中央政府将给予地方政府较多事权和立法权；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统一市场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权力则呈加强趋势，即事简而权大。（2）要想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既要必须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又要做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一致。（3）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央政府集权很容易，并且集权往往是中共政府的自发倾向，例如1993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就不断向中央集中。因此，要求中央政府经济权力的集中，必须与它的管理能力相一致。

　　此外，从大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还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使得国内的经济发展表现为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而且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与一般小国不一样，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举措，会遭遇到来自更多国家和利益集团的阻碍。

　　三、赶超发达国家：六十年矢志不渝的理念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始终是中国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因此，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党和国家选择制度和政策的最优先考虑，就成为我们把握和解读60年经济史的一把钥匙。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而6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迁，也基本上是受上述的政府权威和三个目标所制约的。

　　新中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石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如果仅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科学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的。（1）这是与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分不开的。极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不成规模体系微弱的重工业不仅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2）这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既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又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这对于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要实施赶超战略的中国来说，苏联经验所具有的吸引力太大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走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政策。（3）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我国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从大的方面讲，这些作用有以下三点：（1）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强了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建立了一些新兴产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技术的差距。（2）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奇迹；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8%，其中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5.4%。（3）较快地改善了生产力布局，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是比较经济合理的行为。

　　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既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留下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多的后遗症。因此，当毛泽东逝世以后，上述发展战略和高积累政策就难以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改革”入手，推动了发展战略的转变。80年代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纠正了过去道路和政策选择中的“过头”偏差，即：(1)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农村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允许外商直接投资。(2)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降低了积累比例(如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工资、企业留利增加等)，由此带来社会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从而推动满足其需要的轻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3)调整了对外经济关系，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变为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对外贸易方面，则由“进口替代”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4)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调整了过去过于强调平均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校正，它在传统体制造成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导致了80年代需求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尤以获得自主权的农民发挥的作用最大，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实现了毛泽东始终追求而没有实现的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而且为城市的改革和政府的投资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和充足的财力支持。

　　四、趋利避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2】【3】【4】

(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