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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70年后的眺望与思考 (3)

陈晋王香平王健虎

2006年12月22日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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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开拓前进之力

　　据统计，从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西征开始，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红军组织过600多次大小战斗，投入师以上部队参加的战斗达120次。

　　在重兵围追堵截之中，缺少装备且疲惫不堪的红军一路厮杀，为什么如洪流一般不可阻挡？

　　1935年10月，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

　　这是对长征红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罕见凝聚力的生动注脚。

　　不言而喻，长征红军的凝聚力，来自每一级团队在危险时始终有一个主心骨，而这些人在最危急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作出勇往直前的选择。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们都会这样说：长征时天天打仗，那时的干部不好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都是干部、党员带头冲锋的时候。

　　红二方面军第6师第18团，长征途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换过4任政委。第一任政委余秋里和第二任杨秀山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继任的董瑞林和周声宏都不幸中弹牺牲。

　　法国杰出的军事家拿破仑说过一句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的部队可以叫狮军，而一头驯鹿带领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长征红军开拓前进的战斗力缘自何处，这句名言昭示的道理再明确不过了。红军指挥员身先士卒的脚印，把集体的力量串连在了一起，使整个部队弥漫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氛围。

　　不能不承认，长征就是一次需要英雄而且是英雄辈出的悲壮历程。在长征途中，有两句话是官兵们的常用语：打仗时常说“跟我来”，负伤乃至牺牲前则是“别管我”。这两句话或许囊括了“英雄”的全部含义。千千万万视死如归的英雄前仆后继地抱成一团，英雄就不再是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对这样的群体，还会有什么力量能够打败他们？

　　和其他军队不同的是，红军中的英雄，不仅诞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硝烟中，也常常孕育在行军宿营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英雄，一路上默默奉献，倒下时悄无声息。在红三军团司务长谢方祠的记忆中，他的连队9名炊事员都倒在了长征路上，其中5人是在草地饿死的。没有惨烈的场面，没有豪迈的气势，烧水煮饭的9位炊事员同战场上的4任团政委，他们同样悲壮与崇高。

　　正是每个人身上高扬的集体主义精神，让红军拥有了罕见的凝聚力，以至于平凡的人在这个集体的熏陶下能够成为英雄，进而甘愿为了集体而奉献自己的全部。

　　除了共同的信念、明确的使命和严明的纪律，红军的凝聚力还来自于官兵平等的制度和相互关爱、生死相依的情感氛围。过草地时，毛泽东和十几个战士一同拉着一根绳子前行，并感慨地说：“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的力量就要这样拧成一根绳。”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是“命令”战士们把可能有毒的野草先煮给他吃，然后再发通知让战士们吃。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连续为一位生病的红小鬼陈伢子找来4匹马骑着走，当第4匹马也倒下时，他又找来第5匹马。他说，只要是活人，都要带着前进，这都是革命的种子。

　　就这样，红军领袖和首长成为生死相依的凝聚力中心，通过相互的感染、传递，在长征队伍中蔚然成风。于是，一袋干粮，一口炒面，一把野菜，一只有力的手臂，一次拉马尾巴的机会，都可能给绝境中的一个或一支红军带来生存的机会和前进的动力。千百个这样的故事汇合成长征精神的洪流，形成了红军拖不垮、打不散的强大凝聚力，并且使这支队伍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让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或养伤、或掉队的红军不惜一切也要回到革命队伍中的全部理由。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旦进入红军这个大熔炉，就再也无法离开了。

　　对这样一个群体，虽然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但只要跟他们有过一面之缘或稍微有些交往的人，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受到它的感染。于是，长征途中的红军，凝聚自身的同时，也吸引、吸附、吸收着一切向往它的人们。经苗区，有苗族民众入伍；过彝区，有彝族同胞参军。家住四川阿坝马尔康的天宝，红军经过他的家乡时，他脱下袈裟参加了红军，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当过国民党贵州军政府总理和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周素园，年近花甲，还毅然参加了红军，由此成为长征中年龄最大的红军新战士。

　　如果说是一块磁铁，那也只能吸附铁质含量的物品。为什么一个喇嘛可以脱下袈裟成为共产主义者，一个旧式官绅可以抛弃财产地位，踏上充满冒险的远征?这种凝聚力的思想浓度，不是一种刻意的营造。因为承载着人世间顺乎民意的理想和信念，所以红军才会像毛泽东说的集纳天下宝物那样汇聚自己的力量。

　　1934年至1935年，星罗棋布于中国南部和中部的根据地红军，先后开始了迁徙和转移，有的上万里，有的数万里。但各路红军的长征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围绕着总的作战意图，实行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从整个过程看，所有长征的红军一次次，一段段，或直闯关隘，或迂回曲折，但整个方向表现出自南向北进发的大走势。

　　于是，长征中的红军便有了7次大会师。

　　会师成为长征中一道独特而壮丽的风景线：相互之间互赠给养，交流干部，介绍经验。顾大局、讲团结成为红军处理内部关系的自觉准则。每一次会师都是长征途中的一次盛大节日；每一次会师，都在向世人雄辩地证明：红军是名副其实的“斩不断的洪流”；每一次会师，都是一次开拓前进之力的凝聚与整合！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的大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罕见的：长征前，各路红军总数达到近30万人，而此时到达陕北的红军只剩下3万左右。

　　但毛泽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我们的人是少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中国革命的精华，你们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正像物理能量有聚变和裂变一样，通过空前凝聚的红军力量，一旦释放出来，怎么不可能以一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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