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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70年后的眺望与思考 (2)

陈晋王香平王健虎

2006年12月22日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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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生命奇迹之源

　　2003年7月，来自英国的两位年轻人李爱德、马普安，决定挑战当年中央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速度：一昼夜240里。结果，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也许他们并不清楚，即使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到达泸定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当时的崎岖小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沿途还作战两次，消灭掉一个营的川军。

　　这实在是时过境迁的两种历史空间，由此呈现的也只能是两种生命状态。于是，历史永远记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清晨。一昼夜奔袭240里的红四团的勇士们，创造了空前的生命记录。

　　有了这样的生命纪录，历史，就从泸定桥13根晃悠悠的铁索上渡过去了。

　　半个世纪后，一位叫谢伟思的美国军官，在泸定桥边慨然长叹：“在近50年之前克服种种艰难而夺取这座桥的伟大红军战士面前，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生命是什么？似乎每个人都曾追问这个古老而常新的“斯芬克斯之谜”。今天的人们会有或深刻或浅薄、或浪漫或现实的答案。

　　对70年前的长征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却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或许，是高山的悬崖绝壁，是江河的险滩逆流，是天空的变幻莫测，是草地的渺无边际；或许，是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是腰间系着的最后一根皮带，是战友粮袋里的最后一把炒面，是雪山顶上的最后一口辣椒，甚至还是几粒藏在风干的牛粪里的青稞。

　　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背后，始终有一个抽象的东西在支配着他们――那就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意志！长征就是人类历史上这样一段特殊的生命旅程和意志的轨迹。红军的生命似乎永远是非常具体的转瞬即逝的一个生存机会，因而它是对生存意志的最严肃的一场拷问，也是对生命的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的一次伟大发现，并且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仰望生命高峰的界碑。

　　在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有13位断臂或独腿的将军。他们的故事告诉后人：红军长征前行的每个脚印，都在诠释着英雄也诠释着生命的含义。像长征这样无后方依托供给、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作战，在世界军事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于是，有人把长征比作充满苦难的炼狱。或许，正是在这炼狱中，生命的耐力与能量一次次得以延续和提升。

　　面对这样的生命意志，死神有时也耗尽了耐性。

　　邓颖超在长征途中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后来党秘密送她去北平治疗，发现肺部空洞都已钙化，竟然不治而愈。这样的奇迹在不少长征的幸存者身上都发生过。他们说，那时候不敢生病。不敢生病竟然就不生病或是很少生病，生了病竟然会自然痊愈――生命完全服从了意志。

　　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可能是她们生命中最悲壮也最光辉的一页。他们有普通战士一样的经历和遭遇：行军、打仗，筹粮、筹款，抬担架，做群众工作，护理伤病员。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和需求，她们承受着比男人更为严峻的考验。红四方面军工兵营政委王泽南凭一双“解放脚”走过了雪山草地；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女红军杨厚珍则是拖着一双小脚完成了长征。

　　长征中的一大奇观，是产床与战场相连，是新生命的诞生和战士的牺牲并存。初步统计，长征途中诞生的孩子至少有十几个。为了不拖累红军赶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不得不把刚刚生下的孩子弃放路旁。为了保护女红军陈慧清的孩子安然降临，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带领打阻击战的连队牺牲了好几名战士。这两种选择，看似矛盾，其实并不难读懂它们共有的真实内涵：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意义上的尊重和敬畏。正是这种尊重和敬畏，使红军既爱革命，又爱孩子。革命和孩子，长征与未来就这样交融在了一起。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哪种选择，都付出了人世间最崇高的牺牲。

　　长征之所以为长征，绝不仅仅是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那样一种对战斗精神的考验，还因为长征所必须跨越的雪山草地对于生存意志和生命极限的最严酷挑战。

　　开国上将杨成武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翻越夹金山的情景：“红旗灼然似火，在雪的映照下分外艳丽。歌声，马嘶声，震荡着白雪皑皑的山谷，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快的回声。实在动人心魄，非身临其境莫能体会。”那一刻是神圣的。大的险难，必然夹杂着大的气象，大的风光；不经历险难，不绝地求生，就难以有这种身体和精神高度交融的生命感悟。

　　跨过雪山，迎面而来的是无边无际的草地。在红军医生戴正启的回忆中，“草地太荒芜，几百里，几万平方公里没有一点人迹，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70年前的草地，是名副其实的吞噬生命的“死亡陷阱”。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更要命的是缺吃少喝。前面的部队把能够吃的菜叶、茎尖掐光了，后到者就只好拔草根了。在几近于原始人的生存状态下，煮吃身上的皮带，便成为维持生命的最后一个机会。今天，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依然保存着任弼时在长征中留下的“一条未吃完的皮带”。仅靠草根和皮带，生命是很难维系的。据估计，各路红军在草地牺牲的有一万多人，仅营级以上的干部就达48人之多。

　　班佑，是红军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大村落，在这里流传着许多红军故事：红军离开后，藏民看到很多房子里都有死去的红军战士，清理时发现他们的遗体都非常轻，一只手就可提起，而且一拉就发生断裂……这让在生死问题上旷达自然的藏民困惑了很多年。

　　在这些悲壮的生命故事里，人们知道了什么叫“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最后一点力”。每个参加长征的人真是提炼出了生命能量中最后的精粹，没有精神支撑，生命也许早已枯萎了。

　　倒下的红军，带走的是饥饿与疾病，留下的是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意志。对幸存者来说，这段生命的特殊行程则锤炼出更坚强的意志。

　　1975年3月，周恩来身患晚期癌症，他在一封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病情的信中说：“新出现的肿瘤正好长在40年前长征途中我在沙窝会议后患肝脓疡病的地方，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1975年10月，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的周恩来，让邓颖超为自己找来《长征组歌》的唱片。这组由长征时曾担任红一军团第2师政委的萧华上将创作的《长征组歌》，伴随着长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一位外国学者由此评论：“长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部生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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