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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漫漫任驰骋——记长征中的刘伯承 (5)

2006年09月21日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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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到达班估、巴西、阿西地区。二十六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九月三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团进抵墨洼附近。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强令部队返回阿坝。九日，张国焘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界之天全、芦山、甘孜、道孚的计划，并要右路军跟他退回去。同口中央复电指示：“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十一日又发出命令称；“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丧心病狂，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九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实际上是批斗朱德、刘伯承。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一顿之后，叫朱德表示态度，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毛儿盖会议我举手同意北上，你们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接着轮到刘伯承表态，他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朱、刘一表态，会场气氛更紧张了，有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慢条斯理地说：“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朱德既不同意南下，又不离开部队，他作为红军总司令的威望和影响，是张国焘所害怕的。于是有人跳出来说：“你又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你说，到底赞成北上还是南下？”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刘伯承见他们集中火力图攻总司令，就有意分散一下“火力”，大声说道：“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下子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又是一阵狂呼乱叫。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九月下旬，到达马塘、松冈、党坝一带。

　　南下部队于十月八日至二十日，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杨森、刘文辉六个战俘获人枪三千多，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张国焘把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当作他的南下路线“正确”的证明。十月十五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致电中央宣执“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个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伪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的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伪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见对朱、刘威胁利诱均告失败，就将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软禁起来，盗用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号施令，指挥部队。

　　十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凯刘湘为保卫成机当然拼命作战。他调集主力王项结、唐式遵、范绍普、李家征等部，集中八十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百丈之战，历时七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邓峡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财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洛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个多师，击溃两个多旅，陕北根据地发展到二十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同志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二十四日，国际

　　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庆，说明“国际完令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的伪中央。张国焘在定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二十七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刘伯承被任命为校长，实际上被张国焘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同志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方面军有六十五个团和一个骑兵师，共约八万多人，如今(—九三六年二月)只剩下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了。再这样拖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张国焘迫于上下内外的压力，也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

　　三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随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十四团翻越昌山。这个团的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两军会合时，出于对朱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小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朱总司令。该军军长余天云为此事在阿坝大骂用团长。后来余天云又触犯了张国焘，张国焘撤了他的职，下令用铁丝反剪双臂绑起来，余天云受不了这种侮辱，过大金川丹巴铁索桥时投江自尽了。刘伯承站在一条小溪边，看着干部战士们洗涤、饮马，听他们讲述用团长和余天云的故事。忽然他抬起头来对石志本团长和赵炳伦政委说：“余天云不仅骂你们周团长，在返回阿坝的途中还企图打朱总司令呢！是徐向前总指挥阻拦才没有敢动手。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维护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如果量党的事业于不顾，光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利益圈子里打转转，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象余天云一样是个利已主义者。我们要做一个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心怀坦白、顾全大局、坚持团结的好党员。”刘伯承转头向围上来的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

　　六月初，朱总司令率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到甘孜迎接二、六军团。刘伯承为先遣司令，与先遣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二人骑马并辔而行。刘伯承对刘志坚说：“你出身好，在关键时刻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不对。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到罗锅梁子，有个觉日喇嘛寺。刘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后与刘志坚一起到寺庙去说明红军过路，保护寺庙，与大喇嘛谈得非常融洽。喇嘛答应帮助红军，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庙传信，告诉他们不要逃避。七月二日，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地区来到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央指示，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在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当时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奉朱总司令的指示，刘伯承到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七月初的一天，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肖克宣布了会议的主旨。广大干部，对于刘总参谋长，多数是闻名而未见面，知道他是国内外有名的军事家，今得一见，都非常高兴。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开始了他的战术报告。他说：

　　“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的草原地域时，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易于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应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

　　“下面是对骑兵战斗的四个基本要求：

　　“甲、要相信自己能同敌人的骑兵作战并能消灭他，在发现敌人的骑兵时，全体指战员都应保持绝对的沉着，无论在何地，都不要放弃一分钟去准备作战。

　　“乙、在预见能与敌人骑兵遭遇时，必须加强并改变一般侦察警戒及通讯联络的手段，严格估计到部队准备进入战斗所必须的时间(时间大致由骑兵运动的速度而定)。

　　“骑兵接敌每五分钟一里，冲锋每分钟一里，部队宿营所必须的时间为十至二十分钟，行军被备为五分钟。

　　“丙、要经常研究地形，以便在可能时加强构筑骑兵所不能通过的障碍物，在驻军时利用房屋，并以障碍物封闭其间的通道。在行军时应由此一地区，前进至彼一地区，当选择地区时应该能够防卫敌人骑兵的突然的冲锋(如房屋、森林、高地、河川、溪谷等)，并保证周围的观察。

　　“丁、密集的火力是与骑兵斗争的基本手段。在八百米以内以重机关枪射击，在四百米以内则以轻机关枪及步枪射击之。机关枪应由所在地域前出到制高地，分排射击；步兵则按排接连听口令齐放。在骑兵冲锋时，则继续各种的射击，如必要时则行抵近射击。利用地形及加强炽盛的火力，这是对骑兵战斗中胜利的保证。

　　“当骑兵冲锋时，其最后通过一、二里路所必须之一、二分钟内，步兵应以自己的火力力求破坏骑兵的战斗队形，而不要进到白刃格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去宝贵的时间中断射击上刺刀，如果骑兵真正的到面前来了，则应该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榴弹，就是骑兵侵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也应作抵近射击。

　　“为了节约准备的时间(在运动间常不过五分钟)及保证火力的密度，连以下再不宜分开，诸分队应向受威胁的方向转动，并从基本队形内射击，最好是成四列横队(取卧射、坐射、跪射、立射)。

　　“连以上的部队，则应疏开，以免相互妨碍射击，但不得延长时间，机关枪如来不及在高地占领阵地时，则从诸分队的翼侧及间隙中射击(但不得在分队的前面，以免妨碍步枪的射击)。战斗(用火力及手榴弹)要进行到胜利为止，在骑兵的冲锋下，如想退出战斗，这往往是死路一条。如果能在后方有利的地区上，适时组织自己的火力，则可进行有组织的后移，否则后移将转为狼狈的逃跑，并会失去一切的掌握；骑兵在共进击时是有一切的特长。

　　“在另一方面，当骑兵的冲锋被击退时，则可在较远的距离上进行火力的追击，只有在敌人的退路上有不能即刻破坏的障碍时，可行部队的追击，否则不宜去追骑兵。

　　“……”

　　“因此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几次战术课目，并进行实际的演习。在有充分的政治保证及具体了解战术的方式，那末无疑的敌人骑兵将会怕我们，仿佛敌人步兵老早怕我们一样。”

　　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知道刘伯承已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同志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甘孜会议后，二、四方面军先后北上，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

　　刘伯承探悉驻防川边的川军二十九军孙震部，因作战不力，孙受蒋介石的处分后，对蒋深怀不满。于八月七日给孙震送去一函，内称：

　　“德操吾兄麾下：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赋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巳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士，莫不初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注：指陈济棠)出走香港，(4)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赋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智，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颖无任盼复之至。

　　顺颂军安

　　弟刘伯承载拜”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在甘肃会宁地区二、四方面军与陕北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注释：

　　(1)《星火燎原》第三集，第四页。

　　(2)这时刘伯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3)指刘文辉的军队。

　　(4)陈济棠于两广事变后出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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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编：武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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