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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过后尽开颜——记长征中的朱德总司令 (4)

2006年09月20日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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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很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他在甘孜等藏族地区驻防期间，经常向格达五世活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主张发挥藏族同胞主持自己事务的作用，密切藏汉关系，加强藏汉团结。由于工作深入，不少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尔后长征到陕北，成为革命的骨干。

　　经过党中央不断指出张国焘的错误；经过回到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打电报给张国焘，转达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催促张国焘率军北上，经过朱德等对张国焘坚持不懈的斗争；张国焘已经感到彻底孤立了。于是，被迫于六月六日在炉霍宣布取消了他所成立的“中央”。

　　红二、六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于七月初抵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合。朱德把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红二、六军团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贺龙等，一起研究对策，同心合力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任弼时是知道张国焘的一些底细的，听后更加坚定决心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贺龙很聪明，他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说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长征损失不小，要张国焘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袖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借以削弱和分散张国焘的实力。这时，张国焘仍不死心，在朱德面前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对张国焘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的宣传的。”张国焘向朱德发火，说朱德向他“进攻”。朱德始终坚持中央决定北上的方针，并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一起推动张国焘北上。在七月初庆祝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朱德讲话时指出：“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这时，红一方面军已抵达陕北)。

　　一九四一年九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起同张国焘斗争时说：“我于一九三五年在川西北与张国焘争论时，他说党的委员会的委员要服从书记，就是说，西北中央局委员要服从张国焘。我便说明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便要取消资格。用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服同志们。”朱德坚持了党的组织原则，制止了张国焘的错误行为。

　　在各种压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会合后的二、四两个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分头北上；徐向前率领中央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纵队从甘孜地区出发，红二方面军沿左路纵队行进路线前进；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

　　根据中央指示，为打开同中央会合道路，西北局(七月下旬，中央批堆成立中央西北风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于九月中旬在岷州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发动通(涓)、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争取同右路军会师。通、庄、静、会战役的要点是；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宁、会宁及通渭、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央击胡宗南部与静宁之东北军，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统一作战指挥起见，中央书记处决定，三个方面军会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张国焘口头上虽然同意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但当他抵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时，又出尔反尔，以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不利为借口，擅令四方面军掉头向西，准备进入甘肃的西北部。这时，朱德即打电报给党中央，揭露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发生动摇，并打算根本推翻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朱德在电报中还表明；他自已是坚决遵守这一战役计划的，如张国焘推翻，他不能负此责任。后经中央的说服和朱德等的坚决斗李，张国焘只好被迫转回。但这时已错过了战机，使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张国焘不肯罢休，在漳县的三岔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西进。朱德在会上坚持北上和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批评张国焘不经西北局讨论就不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同党中央对立；指出张国焘要执行西进计划会给部队造成员久现在事实上已按西进计划进行，但“我仍然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会议否决了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随之撤出通渭。朱德等将张国焘已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按西进计划行动的情况电告中央，并请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将今后行动方针见告。中央随即连发三电，批评说服张国焘，并强调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部队仍回占通涓，其余跟即北上。”

　　九月十六至十八日，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问题。这三天中，朱德每天都作了发言。十六日，主要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和战略方针问题。朱德发言论现在法西斯战线和人民战线两条战线对立得很尖锐，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日本最近一个月内，除加紧进行经济侵略外，还秘密地进行军事部署，我们对此必须引起充分的注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去年提出来以后，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有进展，陕北(即指中央)对这一策略的运用也有进步。现在要做好抗日的准备工作，要充实自己的力量，抗击日本的侵略，这样也必然会使全国发生重大的变化。十七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朱德在讨论中发言说；中央的策路路线是正确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去年十二月决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今年三月则提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这次九月十七日的决议，又进一步提出蒋介石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这种估计和由此而制定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马上执行九月十七日的决议，同时要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对此都能有所理解。十八日，讨论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工作。朱德在发言中说：统一战线工作和各个工作部门都有密切关系，要把一切视线都引到这方面来。要首先说服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反对斗气、报仇等行为。朱德这几天的有远见的发言，不仅充分证明他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是一致的，是真拥护中央的；同时，也是对张国焘的错误思想的一次开导。

　　经过党中央多次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要他遵命北上；经过朱德等坚决地、不断地同张国焘作斗争；同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已逐渐觉醒，对张国焘的做法不满；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只好同意北上。这样，终于促成了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十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对朱德率二、四方面军前来会师的消息，一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当作特大喜讯互相奔走相告，大家得悉后都十分振奋，把衣服和帽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准备热烈欢迎艰苦备尝、胜利归来的大家敬爱的朱总司令。

　　会师以后，朱德又教育干部要重视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搞好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他还指示一方面军的干部积极筹粮、筹款，收容医治二、四方面军的伤病人员，组织失散人员归队。朱德对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是一视同仁的，他一贯公正清廉，宁可亏待自己而从不损害别人。

　　当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到同张国焘斗争经过的时候，毛泽东称赞朱德“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在保安以及后来随中央迁到延安的几个月中，继续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消除他的恶劣影响。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朱德在会上发言，严正指出：张国焘过去犯有右倾错误，后又一再坚持，以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但他在发言中还是希望张国焘能够真正认识和承认错误，服从党的利益，认识到只有党才能领导革命。

　　张国焘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他乘党和红军处于极其艰难危险的关键时刻，企图趁机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妄想当中央书记和军委主席。为此他不惜分裂党，分裂红军，对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朱德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力挽狂澜，反对分裂，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了三个方面军的统一和团结，为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品德流芳

　　在历尽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朱德崇高的品德和革命作风令人景仰。

　　长征前，朱德未闻其事。他虽是军委主席，但博古、李德等对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通过他，直到临走时才通知他。他说过：这“使我伤心”。尽管如此，朱德还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竭尽全力来做好自己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工作。长征开始两个月，“左”倾领导者仍没有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那一套，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通道会议和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朱德就极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成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更加坚决地反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思想和行动。

　　朱德注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在党内外、军内外，无论是开大会、小会，或者在行军途中、宿营地上，都不断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由于他平易近人，讲话深入浅出，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后来到了延安时，朱德回忆说：“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期间，我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就象一个虔诚的牧师一个样。”

　　在军事指挥上，朱德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但他绝不满足于这些经验。他说：“打仗，总是自己带着打。”战前，他做详细的调查研究，周密部署。战斗发起后，他亲自到前线指挥，临机应变。到前线指挥战斗，是有生命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前清那时决定了参加革命起，已经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很清楚了。那里晓得打了那么多的仗，打来打去却打不死。”这是朱德勇敢加智慧的结晶。他后来回忆说：“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愈是危险，愈要冷静。”只有这样，“才容易把问题处理得恰当。”战后，他马上总结经验教训。朱德反对那些纸上谈兵的人，因为这些人的瞎指挥致使红军部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他说：“到一九三三年以后，朱德更不经过军委，直接指挥部队乱打，随便成立新部队，不能打仗。所谓扩大百万红军，到长征时大多数在路上丢掉了。”这不能不说是惨痛的教训。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朱德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大胆录用有才能的干部。他批评博古、朱德等在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思想，说他们“拿着马列主义招队……什么入都看不恩不敢用新干部，对知识分子最多只能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的工作。不打掉宗派主义，部队是得不到发展的。”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不管对于部下，对于同事，都要采纳人家长处。哪一个人主意对，都要采纳，……这是用人问题上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你能采纳人家的长处，使他的才能得到发挥，人家才乐意被你所用。”这一点，朱德后来说，他当时的“胆量相当大”。这些宝贵思想，现在仍然闪耀着光辉。

　　在长征中，朱德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朱德曾三次过草地。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中、下旬，在草地里走了五天，到达阿坝。第二次是同年九月下旬，张国焘把朱德调离司令部，他随前线部队南下，又经过草地，到达松岗、党坝、马塘一带。第三次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朱德率部队由甘孜出发北上，走了二十多天草地到达阿坝。再过噶曲河，又走了四五天草地到达班佑。过草地，大家都认为比翻雪山还困难，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凶猛的“拦路虎”。无边无际的草地，到处都是象无底洞的泥潭，一不小心踏进泥潭里，就会越陷越深，再也挣扎不起来。在草地里，绝无人烟，找块地方宿营也不容易。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两人背靠背地坐着打盹。

　　过草地时，带的干粮吃完了，朱德就发动大家在草坡上挖野菜充饥。他同大家一起挖，介绍多种野菜的名称，如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朱德还叫部队开野菜展览会，推动大家都来挖野菜吃，共采摘到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大家都感到野菜味道不错，因为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吃到新鲜蔬菜。朱德称这些野菜是“革命菜”。直到全国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过去。

　　朱德后来回忆说：“逢到极困难的事情，在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的事情，对我们好象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但我认为，草地上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这样……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地、斜斜地象一条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远处的牛羊群在草地边缘上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到处走动……”这些，都是“极有趣的”。“过草地的生活，那可以说是人生极大的、最艰苦的阶段了，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这种以苦为乐的革命的苦乐观，正是朱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朱德很注意军民关系，极力维护群众利益。他要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群众办好事。一九三五年七月，朱德率领左路军来到藏族同胞聚居的黑水、芦花一带。总司令部下达指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当时藏胞对红军不了解，躲藏到山上的树林里，把一片片成熟了的青棵麦撂下不敢收割。朱德得悉这种情况后，便召集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要大家马上组织人员替藏胞们收青稞麦。朱德头顶骄阳，脚穿草鞋，带头拔着麦子。他关照大家，拔下的麦子要放在原地块里不要放错，以便藏胞回来认领。他还吩咐大家拔麦后把麦穗垛好，垛成圆锥形，以免被雨水淋坏。朱德一连三天都同大家一起拔麦，还到垛麦现场检查堆垛情况。这时，藏胞的恐惧情绪已经消除，看到自己地里堆着一垛垛麦穗，喜形于色，有些藏胞到麦场上找我们的指战员表示谢意。当他们察觉到朱德是红军里的“大官”，也同大家一样拔麦干活，十分敬慕，伸出大拇指说：“红军，耶莫！红军的大官，耶莫，耶莫！”(“耶莫”为藏语好的意思。)

　　朱德很爱护和关心指战员。长征是一次极艰苦的战斗行军，牺牲是难免的。但朱德注意到了尽可能减少干部的损失，他首先要求指挥好战斗，减少伤亡。对受了伤的干部，必须保护好，尽可能组织力量把他们带走。他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因为只要干部保全了，即使队伍打垮打散，将来也能够恢复发展。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在第三次过草地前，他详细了解了兵站部收容伤病员的情况，要兵站部把驮枪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他说：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源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要人不要枪，把多余的枪统统毁掉。他还要求各单位把多余的牲口抽出来驮伤病员，领导同志有两匹的抽一匹，他自己也抽一匹。他派参谋检查落实情况，保证把伤病员带过草地。朱德爱兵闻名天下。他一贯认为，爱兵是指挥员的天职。处虽然是全军的总司令，但在行军途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替士兵扛枪、挑担子。看到哪个战士走不动了，他便上前打个招呼，扛起枪就走。有次，他扛上战士的枪定了一段路坐下来同战土谈话，后面走上来几个战士，把他当成炊事员，叫他烧开水喝。他马上起身找锅烧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那几个战士说：“他是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大家听了一怔！行军疲劳，有些轻伤病员定不动，朱德总要把自己的马让给战士骑。谁要是不肯骑，他就耐心说服，直到伤病员骑上为止。他的行动，带动了有马骑的干部争先恐后地让马给伤病员骑。他后来回忆说：“长征中间，每天差不多总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除了过草地时患了重感冒坐过半天担架，整个长征中没有坐过担架。”每次行军到了宿营地，朱德不顾自己疲劳，总是东走西瞧，检查部队住下了没有，脚洗了没有……，直到一切安排就绪，他才回到临时办公处，又开始紧张的工作。朱德既是三军的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正因为这样，朱德才真正得到了广大指战员对他的敬爱。有一位老同志说：“我对朱老总是敬而不畏，内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热爱。”

　　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的意图，是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即使真的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也不知要红军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敌人严密封锁和“围剿”下，能否在湘鄂西站得住脚还是个问题。长征的结果，使朱德致电二、六军团前来同四方面军会合，其后率领第二、第四两个方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方面军会师。从此以后，局势就步步向前发展。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朱德在长征中的功绩，他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作风，象日月经天，如江河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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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网

(责编：武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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