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盛若蔚
2011年09月22日09:4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奉 献
与死神抗争，跟时间赛跑，“工作就是他的药”
万源市委大楼的506房间，一切如故。
抽屉里，助消化的多酶片、治咳嗽的急支糖浆……药瓶塞得满满当当。
柜子上，两盆君子兰依然翠绿，一阵风过，轻轻摇曳，似乎在诉说主人的辛劳与苦楚。
2009年7月1日，万源市委“七一”表彰大会召开。已连熬4个通宵的李林森一阵前所未有的疲倦，第二天，腹泻不止，人几近虚脱，只得转院成都。诊断结果让人震惊：肝癌晚期！
“怎么可能？”李林森不信自己的眼睛。
两天的沉默，两天的思考。李林森和妻子向琪决定：保密——不对外说病情，不给组织添麻烦，不能让父母痛苦。
拿出全部积蓄，又向弟妹借钱筹齐了首次手术费用，他们悄赴北京，尝试风险极大的肝脏移植手术。
幸运的是，他闯过了这道鬼门关。
“能活多久？”还没下床，李林森就问医生，好像在谈别人的病。
“维持得好，5到10年。”医生直言。
“太好了，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这个答复，已让李林森很满足很满足。
仅仅2个多月，李林森就回到了万源。别人关心病情，他则轻描淡写：只是做了个小小的“胆管结石手术”。
与死神抗争，跟时间赛跑，从前的“拼命三郎”又回来了！
审签文件、组织会议、接访群众、下乡调研……李林森的工作节奏比以往更快，医生的“多静养、少操劳”嘱咐早被他抛在了脑后。只有中午或晚上，他才拖着疲惫的双腿，独自去医院打静脉留置针。
但即便是吊水，他也偷偷调快输液的速度。
医生怒了：“你干脆喝了算了！”
由于太过操劳，术后才半年，李林森就出现了严重的肝移植手术排异反应。转氨酶指标陡升至300多单位，手指、脚趾关节开裂，他连拿东西、走路都钻心地痛，不得不到重庆复查。刚办妥住院手续，万源市委来电话：第二天开市委常委会。
马上收拾东西——出院。
“你哪是来治病的，简直拿命当儿戏！”主治医生恼了：“你今天走了，以后就别来了！”
“大夫，这个会事关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回！”扔下话，李林森连夜赶回400公里外的万源。
同样，他把做射频消融手术时间定在去年12月28日，为的是“跟元旦假期接上”。
通常，这种手术一次只能做一个“点对点”；身体再好，一次也不能超过3个。而李林森要求：一次做4个。
医生惊愕：“疯了？”
生病以后，司机就多了两项任务：备药、提醒。时间紧，李林森习惯车上大把大把吃药，吃急了，药卡住嗓子，吞不下去，半天缓不过劲来。可电话一响，谈起工作，又神采飞扬。
是啊！对李林森来说，工作有乐趣，工作是嗜好。
为了给全市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讲一课，他能专程从北京飞回来，吃上3倍激素药，提高精气神。
两个半小时，谈笑风生，掌声不断；可一下讲台，面容惨白，豆汗淋漓，咳血不止，身子蜷缩成一团。
这一课，对书记们的影响深远，对他生命的消耗亦无情。
有时，病痛袭来，李林森也会抱怨：“死了算了！”可转脸，又忙去了。
家人劝他：“歇吧！”
他满口答应：“等忙完机构改革就不干了”；这茬一完，又说“等党代会结束吧”……
“就没个头！”向琪看得心疼。
2011年4月12日，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前16天，李林森实在无法坚持正常上班了，就把各股室负责人召集到宿舍，靠在床上开会。
干部一拨一拨地离开，又一拨一拨地进来。
从早晨到下午，5个多小时，他专心地听，不断地说，不停地咳。咳出的血，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捏住，生怕有人看到。
中午12时多，他轻声朝厨房唤了一声：“妈，帮我削个梨吧！我要补充点能量，撑不住了。”
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终于，在一如往常地工作了21个月后，病情严重恶化的李林森不得不再赴重庆。诊断结论：肺癌！晚期！
肝癌、肺癌，都是晚期——李林森再也瞒不下去了。
“对不起，我的身体实在难以坚守岗位，请求辞去组织部长职务。”他平静地把这个消息，用短信发给“班长”王成军。这时，人们才了解他的真实病情。
为什么一个癌症病人后期的手术时间会以法定假期来确定？
为什么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病人非要经常加班至凌晨3时？
为什么一个病危的人还要一个字一个字修改长达几十页的材料？
为什么一个仅靠吃一个梨补充能量的病人还要连续开5个多小时的工作安排会？
……
得了癌症，没命；放下工作，也没命！
工作带给李林森的快乐，什么药都无法替代。哪怕被剧烈病痛折磨得脸色发黑、身体浮肿，只要完成一项工作，他就立刻容光焕发，精神状态绝对超过注射40毫升的“甲强龙”（激素）。
即便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时刻，他还向关心他的各级领导发去短信：“自己的工作远没有做好，惭愧呀！”——落款是“不争气的李林森”。
“工作就是他的药！”向琪无奈，“但就是这服药，也没能留住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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