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罕壩的意義

兩個地名發生巨大的撞擊，火光四濺，石破天驚，掀開了歷史的全部記憶。

塞罕壩，蒙語原意為“美麗的高嶺”，自古擁抱著一片浩瀚的原始森林。多少年之后，那裡海拔最高的山卻被當地百姓稱為“大光頂子山”。令人驚駭的山河之變以及所有的慘痛、教訓和意義，都在這兩個地名的撞擊中森然站立起來，刻寫成一道警示。也因此，我的塞罕壩之行成為“尋找家園之旅”。是呵，人類的先祖抱著嬰兒帶著孩子，最初就是從森林中走出來的，並依靠森林的滋養與呼吸開創了屬於人類的偉大紀元。森林就是人類的奶娘。而今，我們對於古老家園的記憶、留戀和鄉愁還在嗎？人類童年時的花冠和母親肩頭那個漾滿溪水的陶罐還在嗎？我們從小就迷戀的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木格楞小房還在嗎？這一切已遙遠得不知去向。沒有了森林，人類就丟失了家園，孩子就丟失了童話。我們必須找到森林和她的全部故事。

在塞罕壩，一天天的尋覓與遙望，一次次的震撼與感動，一回回濕潤了我的所有路程。告別時，一顆心掏空了全部。鄭重放在大地上，彎成一道深情而虔誠的投影，我的靈魂，向著塞罕壩的啟示與意義，向著大自然的蒼茫與美麗，向著歷史的血脈與溫度，長拜，匍匐。 

歷史——

從一棵“功勛樹”開始

塞罕壩，位於河北省最北部的圍場縣，與中國十大沙漠之一——內蒙古高原上的渾善達克沙地接壤。地貌以高原和山地為主，海拔最高近兩千米。歷史上，這裡森林廣布，水草豐茂，鳥獸出沒，氣候溫潤。清王朝曾將這一帶設為皇家獵苑，人稱“木蘭圍場”，百姓禁入。幾代清帝每逢夏秋時節都帶著王公大臣、后宮嬪妃和大批八旗精銳北出承德，來此避暑狩獵。1840年以降，經歷了屈辱的鴉片戰爭之后，清王朝日薄西山、大廈將傾。國庫空虛，皇上無心游樂狩獵，遂於1863年下旨將木蘭圍場開禁放墾。很快，斧頭與大鋸、征伐與荒火蜂擁而入。進入20世紀，中國戰亂頻仍，烽火連天，民生艱難，又遭日寇多年掠奪，人們驚恐地看到，塞罕壩的大森林排山倒海般地倒下了，沙塵暴遮天蔽日地站起來了。沒了森林的保護和滋潤，大地沙化，氣溫驟降，最低溫度達到零下四十三攝氏度，年平均氣溫至零下一點三攝氏度。悲乎！不足百年，“美麗的高嶺”便夢碎荒原，淪落成“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蒼涼大漠和一座座亂石嶙峋的“大光頂子山”。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愈來愈深切地感到生態之痛。1956年，毛澤東提出“綠化祖國”的偉大口號。從此，重整山河，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成為中國領袖率先垂范和持之以恆的國家行動。

1961年10月，塞罕壩已是冰天雪地。林業部國有林場管理局副局長（后為林業部副部長）、三十八歲的“老革命”劉琨率隊前來考察，進入茫茫荒野，無路無車，隻能騎馬。回程路上，劉琨憂慮地說：“這裡海拔接近一千五百米，北京海拔隻有四十米左右。沙塵暴刮到北京不是揚過去的，而是居高臨下，成百噸成千噸砸下去的。如今北京的老城牆都拆了，城區無遮無擋，風沙天越來越多，這種狀況必須全力遏阻，盡快改變，否則首都早晚被黃沙吞沒。”

當地干部搖頭嘆氣：“老天爺的事情，咱們管得了嗎？”

劉琨十七歲投身革命，參加過抗戰和解放戰爭，從戰火硝煙中走出來的人難免脾氣火爆。他大眼一瞪，說：“共產黨為老百姓謀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

在場的人當笑話聽了，無不哈哈大笑——今天証明，劉琨說對了。他接著說：“防沙防風的唯一辦法就是種樹固土，把森林恢復起來。中國五行說‘土生金’，沒土哪來的金？如果大風把表土都刮跑了，沙漠直逼北京和中原，不要說老百姓的日子沒法兒過，新中國還怎麼面對世界啊？”

劉琨的考察報告驚動了中南海。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中央下決心撥出一筆巨資，在河北北部開展大規模的防沙造林。林業部隨即召開專門會議，商定調集一批精兵強將，在塞罕壩等荒漠化嚴重的地方籌建五個大型機械化林場，以弧線方式構筑一道保衛北京、造林固土的防線。

“土生金”——我們的老祖宗說得太對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神州大地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寸土寸金的家園。無土何以為家？無土何以立國？土就是我們的家國之基。但年復一年、愈演愈烈的荒漠化，把我們的沃土不斷刮到千裡之外、沖入江河湖海。2017年8月2日，美國《洛杉磯時報》發出一則報道稱：“去年，在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支持下，加利福尼亞大學默塞德分校的科學家分析了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的塵土成分……他們發現，塵土中的一些物質來自中國戈壁和蒙古，另外還混雜了加州中央谷地的塵土。該研究不僅有助於解答專家的以下問題，即內華達山脈充斥著紅杉和鬆樹的針葉林如何在缺少養分的花崗石地區生長了數十萬年，也能解釋它們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

換言之，就是從中國戈壁大漠刮走的滾滾風塵“養活”了美國森林！

青年毛澤東曾就中國革命的前途發出一問：“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愈來愈深刻地意識到，就生態保護而言，我們仍須面對和回答這驚天一問。

1962年3月，一群身穿羊皮大衣、足登氈疙瘩的漢子頂著凜冽寒風，趟著沒膝深的積雪來到塞罕壩。白天，他們搭起了第一個窩棚﹔夜裡，他們點燃了第一堆篝火。這一切都是有歷史意義的——他們的行動標志著林業部規劃的塞罕壩機械林場正式成立。篝火旁，除了年輕的場部秘書，還坐著林場的第一任領導班子成員：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黨委書記王尚海，場長劉文仕，畢業於北大的技術副場長張啟恩，當過副縣長的副場長王福明。他們議定：開春就干，沒有樹苗先跟外地借，機械沒到人工先上。4月下旬，春天來了。四個光杆司令扛著鐵鍬，率領收編的地方林場員工和周邊人民公社的數百名社員，舉紅旗牽騾馬，呼呼啦啦開進荒原，打響了改天換地的第一仗，二十幾天造林一千畝。瞧著綠油油的小樹苗一排排站立在新土上，王尚海拿舊軍帽抹抹額上的汗，喜滋滋地說：“二十年后保准站起一片好林子！”

沒等到二十年后，僅僅二十多天后，九成以上的樹苗都蔫頭耷腦枯黃了。王尚海氣得嗷嗷叫：“娘的！我就不信這個邪，明年再來！”按老習慣，他發火時常把桌子拍得山響，但在塞罕壩他改了，不拍了，因為窩棚裡沒桌子。

9月，讓領導班子最為振奮的是，林場第一批新生力量乘著數台大解放卡車到了，那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七十二名大中專畢業生。后來他們與二百四十二名當地職工並肩奮戰，成為塞罕壩林場第一代創業者。那時的共和國，還籠罩在三年困難時期的愁雲慘霧之中，缺吃少穿，人們面黃肌瘦，骨頭撞得荒野大漠叮當作響。冬天喝雪水，夏天喝發黃的地下淺表水。一天兩頓飯，長年沒青菜。入冬大雪封山，職工大半年被困在山裡，沒電沒路，沒廣播沒報紙，完全與世隔絕。晚上想看書或記點兒什麼，隻能點小油燈。睡覺時要戴皮帽子，早晨起來，眉毛胡子、帽子、被頭結一層白霜，鋪的毛氈凍在炕席上，卷起來得用鐵鍬慢慢鏟。天天跑荒原穿草莽，衣服被剮得千瘡百孔，不會縫補的男人就用線繩把窟窿扎起來，遠看活像一隻隻大刺猬。一年冬天，一位母親抱著發燒的嬰兒乘車去縣醫院看病，因為怕孩子凍著，一路把孩子包得緊緊的，到了醫院打開小被子一看，孩子捂死了。所有的苦啊痛啊難啊累啊，都可以咬牙忍著，最難忍的就是思親的眼淚。送到壩上的家書一到就是一捆兒，讀到爸媽關切的字語，心都碎了，這個哭那個也哭，最后全宿舍的小子都跟著號啕大哭。不過，回信中他們絕口不提林場的艱難困苦，最后一句話總是：“一切都好，請爸媽放心！”

1963年春，林場第二次造林一千二百四十畝，成活率仍不足百分之八。連續兩年的失敗讓塞罕壩人灰心喪氣，一些人覺得塞罕壩是一片“死亡之海”，沒救了。造林沒希望，環境又惡劣，投資也不足，林場干脆解散算了，“下馬風”一時刮得人心惶惶。

塞罕壩向何處去？成為懸在人們心中沉甸甸的問號。

一天，場部說要開中層干部會，兩台大解放拉上大家就走。往常開會都在大食堂，這回是去哪兒啊？干部們好納悶。一個多小時之后，車到了林場東部的一片荒原。放眼一望，四野空曠，荒草萋萋，隻有離車不遠的地方立著一棵高大的落葉鬆。場領導把大家引過去，圍著那棵鬆樹站定。黨委書記王尚海說：“我們今天在這裡開一個特殊的現場會，主題就是這棵老鬆樹。”

干部們都愣了，仔細端詳著那棵落葉鬆。此樹高一丈有余，看樣子足有二三百年樹齡。樹皮嶙峋黝黑，主干粗壯挺拔，不過在一米多高的地方卻一劈兩半，又在上方合抱成繁茂的樹冠。

王尚海說：“因為連續兩年我們造林失敗，有些同志思想動搖了，甚至公開主張林場下馬。聽到這些話，我的心情很沉痛。說實話，我也一直在想，在塞罕壩種樹到底有沒有希望？看到這棵樹，我找到了答案！你們看，這棵樹一劈兩半，樹皮黝黑，裂紋遍布。毫無疑問，幾百年來它遭遇過無數次風雪襲擊、雨打雷劈，但它還是堅強地挺立著，一直挺到今天，哪怕荒原上隻剩它自己也絕不倒下。我看它就像我們革命者的脊梁，中華民族的脊梁！面對眼下林場遭遇的困難，我們難道不應該學學這棵鬆樹的品格嗎？”

會后不久，四位領導默默把家搬到壩上，戶口也遷來了。此事震撼和感動了全場，“下馬風”銷聲匿跡。

后來，這棵傲雪凌霜的老鬆樹一直被塞罕壩人尊為“功勛樹”，枝干上飄蕩著許多祈福的紅布條。

1964年春，以往造林中的一切不妥之處都得到糾正，一切操作都按照嚴格的科學要求進行。在著名的“馬蹄坑大會戰”中，成活率終於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一年恰好是塞罕壩開禁放墾的第一百零一年，當稱一元復始，萬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