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淑強：《論語》版本及其流變

在中國文化史上，沒有哪一部書比《論語》更為重要、影響更大，沒有哪一部書像《論語》那樣受到那麼多的關注。《論語》全書共20篇，16000字左右。它作為孔子儒學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主要匯編了孔子的言論。

在長期的教學生涯中，孔子與弟子以及那時的公卿大夫們常常“交相對問”，相關典籍記載了許多“孔子應答”、“弟子相與言”以及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的生動場景。《論語》的材料多來源於弟子的記錄，用西漢時期孔安國的話說，就是具有“正實而切事”的特征。

孔子弟子有記錄孔子言論的習慣，孔子去世后還有所傳授。隨著孔子影響的擴大，要准確把握孔子學說的要領，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選輯他的言論。最早明確將“論語”當做書名或篇名來引用的是《禮記》中的《坊記》，而發現時間不久的戰國中期的郭店楚簡就有《論語》句子的引用，可見《論語》成書很早。兩漢學者普遍認為《論語》為弟子們在孔子去世后“輯而論撰”，看法應該可信。今有學者進一步研究認為，《論語》成書應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很可能由孔子裔孫子思主持編撰而成。

經歷了秦朝焚書坑儒及秦末的戰亂，《論語》像許多先秦古籍那樣曾一度失傳，至漢代復出現若干個傳本，最著名的是《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三個流派，它們在文字、篇名及篇數上皆有一定差異。

《古論語》分為21篇，由西漢前期的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中發現，其字為蝌蚪文，為戰國古文，當時難以傳授，僅孔安國為之訓解。《魯論語》為20篇，主要在魯地學者中傳習﹔《齊論語》分為22篇，比《魯論語》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主要在齊地學者中傳習。魯、齊《論語》最初各有師承，到西漢靈帝時，安昌侯張禹先學了《魯論語》，后來又講習《齊論語》，他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而篇目沿襲《魯論語》，稱《張侯論》。張禹為漢成帝的師傅，地位尊貴，因而他的本子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採用《張侯論》，后世的《論語》皆沿用此本。《齊論語》、《古論語》則近於失傳，僅有后世學者輯佚文獻傳世。

由於《論語》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歷來研習者代不乏人，甚至趨之若鹜，關於《論語》的集解、集注、正義、別裁、疏証等著作數不勝數，可謂汗牛充棟、浩瀚如海，逐漸成為一套龐大的知識體系。

東漢末年，著名經學家鄭玄以《魯論語》為基礎，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泯滅了三家的差別，他還加以注釋，后人習慣稱之為鄭玄本《論語注》。鄭玄注本在唐代后散失，今有輯佚本和出土殘本傳世。

魏晉南北朝時，有何晏等《論語集解》十卷，這是漢代以來《論語》的集大成著作，為現傳最早的《論語》完整注本﹔有皇侃《論語義疏》十卷，在《論語集解》基礎上作疏，也是南北朝義疏之作完整流傳至今的唯一一部，對於研究義疏體著作也有重要意義。

自漢至南北朝的近800年時間裡，注解《論語》者很多，可以考知的總計有60余家，但到后來纂修《唐書·藝文志》時，隻存18家﹔到纂修《宋史·藝文志》時，隻有何晏的《論語集解》和皇侃的《論語義疏》可見，其余皆亡佚。

唐代的《論語》著作以《論語筆解》二卷為代表，題韓愈、李翱同注，這是專門的《論語》研究著作，這與以前的注解有所不同。當時，印刷技術還很不發達，而科舉制度的興起又對經典的准確性和權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於是《開成石經》應運而刻，包括《論語》在內的12部儒家經典被勒石成文，立於長安城國子監內，原石今存於西安碑林。這些書籍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必讀之書，石經文本也成為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准。

宋代注解《論語》成果更加豐富，其中以《論語注疏》、《論語集注》、《癸巳論語解》為代表。《論語注疏》也稱《論語正義》，為邢昺等人編纂，原為十卷，其單疏本現已不傳，隻有注疏合刻本傳世，以阮元南昌府學本為最佳，並附有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所收即為此本。《論語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編纂，是宋代《論語》注釋的集大成者，現存最早的刻本是馬光祖刊印的《四書集注》本，后又有與《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為《四書集注》合刻本。《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此書是由作者與朱熹反復辯論而產生的，能夠體現宋代對《論語》和儒家思想研究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