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淑強：《論語》版本及其流變【2】

自從朱熹作《四書集注》，宋朝開始把《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以之為朝廷的主流思想，確定了《四書集注》的正統地位。《論語》是朱熹所注解《四書》的第一編，自然顯得更為重要。

元明時代，以“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為宗旨，雖間有新思想，但總體沒有跳出前人的范疇，這其中以陳士元《論語類考》二十卷為代表。

清代，考據學興起，這時的成果以《四書改錯》、《論語后案》、《論語正義》為代表。《四書改錯》二十二卷，毛奇齡著，主要針對的是朱熹《四書集注》中的錯誤。《論語后案》二十卷，黃式三著，該書反復申述“禮”的重要性，認為“理”即“禮”，天理就在社會規范中。《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劉寶楠著，堪稱《論語》整理研究的經典之作，是清朝《論語》的集大成者，有各種《四書》本和《清經解續編》本。

近代以來，有《論語集釋》四十卷，程樹德編纂，是又一部《論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論語疏証》二十卷，楊樹達編纂，該書強調以《論語》証《論語》，很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論語譯注》二十篇，楊伯峻著，注釋簡明，全篇今譯，書后附《論語詞典》，對《論語》的研究和普及有開創之功﹔《論語新解》上、下編二十篇，錢穆著，匯集前人注疏、集解，力求融會貫通。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近代以來，人們由懷疑古史到懷疑古書，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懷疑的重點。由於人們對於古書成書和傳流規律了解不夠，很多古籍被打入“偽書”行列，多數典籍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后置，中國思想史材料“受災”最為嚴重。

有學者說，與孔子有關且可信的資料“似乎隻有《論語》一書了”，其實《論語》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質疑。長期以來流行的看法是，《論語》陸續成書於孔子后學，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們從《論語》的流傳著眼，認為《論語》既然有遞相傳授的過程，就必然會造成“不純”。清代學者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論定《論語》一書有“竄亂”，有“續附”，《論語》編訂初始，各篇不出於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謀”，其后才匯為一本，又有“採自他書以足成之者”，這樣的觀點成了后來學界的主流看法。

這些研究還影響到國外，受到外國學者的推崇。如美國學者顧立雅、日本學者木村英一就是如此。木村英一研究《論語》各篇，他逐一落實其寫成時間，甚至“考証出”某些篇成於孔子再傳、三傳、四傳甚至五傳弟子之手，這與崔述的看法大體一致。受疑古思潮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英國漢學家韋利堅持認為《論語》20篇隻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這一疑古考証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的經典著作，產生了較大影響。還有美國學者甚至隻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后學們在240年的時間內逐步加上的。這樣的懷疑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論語》注釋與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近代以來出土了一些《論語》文獻，有敦煌、吐魯番地區的《論語》寫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中的漢代竹簡《論語》等。《論語》文獻的出土，提供了可資証據的新材料，也啟示了研究新方法，有助於厘清《論語》研究中長期聚訟不已的問題，推動了《論語》研究的深入。

與《論語》新材料問世的同時，大批早期學術文獻不斷出土，其中尤以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為代表，這些新材料又“激活”了不少傳世文獻，特別是與《論語》研究直接相關的《孔子家語》、《禮記》、《大戴禮記》、《孔叢子》等著作，將這些典籍與《論語》對比研究，產生了不少新的認識。楊朝明主編的《論語詮解》就是其中的代表，該書將《論語》置於中國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注重文獻的合觀參驗與綜合比對，整體考察孔子思想學說，認為《論語》編撰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該書條分縷析字詞典故，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