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熊玠
歷史不是包袱
“歷史不應該是記憶的負擔，而應該是理智的啟迪”——習近平曾引用德國文學家萊辛的這句名言，來說明中國道路選擇的歷史因由。
自青年時期就愛讀歷史的習近平，認為讀史最重要的目的是“具有歷史文化素養”，“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即想問題、作決策要有歷史眼光，能夠從以往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自覺按照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辯証法辦事”。
在2014年一年之內，中國增設了三個國家級紀念日：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9月30日中國烈士紀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這三個紀念日在設立當年都有高規格的隆重紀念活動，習近平都親自參加，並在勝利日和國家公祭日發表講話。不僅如此，2015年9月3日的抗戰勝利日，還舉行盛大閱兵，此舉打破了以往在國慶日逢十年閱兵的慣例。
有人強調這三個紀念日的“國防”色彩，將它們視作中國強化國防意識、國防動員的舉措﹔有人將它們置於中日關系變化的大背景下，認為是借以向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表明堅決態度，是在糾結的中日博弈中打“歷史牌”。
事實上，以上原因都太過表面。
習近平認為，禮儀是宣示價值觀、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禮儀活動要上升到國家層面，以傳播主流價值，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另一方面，這三個紀念日，都與中華民族現代史中的苦難卓絕、犧牲奮斗有關。在中國的傳統中，紀念日多源於慶祝，罕有記錄屈辱苦難的功能。從這三個國家級紀念日的設立過程，可見習近平的歷史觀。
比如，國家公祭日，是一個國家為紀念曾經發生過的重大民族災難而設立的國家紀念活動。二戰結束后，主要參戰國政府紛紛設立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的形式來祭奠在災難中死難的國民，增強現代人對國家遭受戰爭災難歷史的記憶。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紀念館、美國的珍珠港事件紀念館、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館等，每年都舉行國家公祭活動。
此前每逢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南京本地都會有紀念活動，但從未上升到國家高度。而第一個國家公祭日，現場放飛3500羽和平鴿，象征著抗戰期間傷亡的3500萬同胞。
9月3日勝利日，起自1945年。當年9月2日，參加對日作戰的同盟國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裡號”上舉行，日本代表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中、美、英、蘇等9國代表相繼簽字。至此，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同時宣告結束。次日，中國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並從第二年起將9月3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新中國成立后，9月3日雖被認可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但也有以日本天皇《停戰詔書》發布的8月15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規定。
1999年，國務院對1949年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做了修訂，其中有關抗日的紀念日有“七七”抗戰紀念日、“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不過並非每年都進行隆重慶祝，只是在逢五或逢十的年份舉辦一些活動。
而在學術界和民間，究竟在哪些日子紀念抗戰還存在爭論，“七七”“八一五”“九一八”似乎比“九三”更為普通人熟悉。
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再次對“九三”勝利日加以明確，以最高規格紀念，再選擇這一天隆重閱兵，既與同盟國一致，民族歷史承續之感也豁然而出。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陣亡將士紀念日、烈士紀念日等，而9月30日中國烈士紀念日，從建議到正式設立，歷時10年。
這三個國家級紀念日都有同樣的特點：其一，接軌國際慣例，特別是二戰以來現代民族國家的慣例，並溝通世界歷史﹔其二，毫不回避民族的苦難屈辱，而將之作為聚攏人心、面向未來的重要資源，正如習近平所說，“歷史不能選擇，未來可以開創”﹔其三，關照民族歷史的延續性，為民族大義的凝聚打開新空間。
習近平多次建議領導干部要多讀歷史，要學習和借鑒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比如“儒法並用”、“德刑相輔”、人才選拔看重基層經驗等。他還說，希望領導干部學習一些世界歷史知識，為此他舉出了明朝末年的例子——封建社會統治者閉關自守，看不到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后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拒絕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
習近平曾態度堅定地告訴世界，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於與中共黨史有關的事情，他非常關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鄧小平誕辰110周年、陳雲誕辰110周年，他都在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鄧小平誕辰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更是長達萬言。
事實上，對於歷史、對於英雄的“反思”“解構”“揭秘”，已在中國社會喧嚷多年。而習近平的歷史觀，在秉承中共科學歷史觀的基礎上，增強了包容性和開放性，加之他強烈的歷史意識和直率鮮明的表達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2013年12月26日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談及對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歷史評價時，他說：“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隻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
聯系到他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對鄧小平的評價增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並強化了“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這樣的表述，應該說，體現出了“不隔斷歷史”的客觀態度，以及拋開歷史包袱的超然與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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