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出“鄧六條”，規劃兩岸交流的具體途徑
“葉九條”發表后，對台工作進入新階段，兩岸開始進行多渠道溝通工作。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考慮到台灣同大陸統一后的特殊情況，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中美“八一七”公報的發表，打開了兩國因美國售台武器問題形成的僵局，避免了中美關系的嚴重倒退，為中美關系在80年代中后期的平穩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982年7月24日，在鄧小平決策下，廖承志發表致蔣經國先生公開信。此前，蔣經國在悼念其父蔣介石的文章中寫道：“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了解這些情況后，鄧小平指示由過去和蔣經國有歷史淵源的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曉以大義，陳以厲害， 動以感情。廖承志當時任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他父親廖仲愷與蔣介石是國民黨時期的同事，他本人與蔣經國是兒時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由他來寫這封信，於公於私都很合適。
公開信提出“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三次合作，大責難謝。”“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鄧小平具體指導這封信寫作和發表的細節，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親自批示發表，還關心發表的方式和效果。對於蔣經國拒絕的態度，鄧小平很大度，表示能理解。8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鄧昌黎、陳樹柏等時，談到蔣經國拒絕這封信的情況說：“見到他，你代我向他問候，他有他的難處，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著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讓別人出面”。
此時陳立夫也在醞釀一個大動作，他決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楊亨顯來大陸溝通。鄧小平敏銳地指出：“這是一件大事，要抓緊，要准備和陳立夫深談。”1983年5月2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楊亨顯，衷心希望兩岸早日開啟和談，對國家民族作出交代。
從1980年起，經過3年扎扎實實的工作，到1983年，兩岸關系出現了一些新氣象。國民黨當局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取代過去“武力反攻大陸”的僵硬立場，兩岸在經濟、文化，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等各方面開始有了接觸和聯系。
鄧小平是一個善於捕捉機遇的戰略家。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選擇時機，於1983年6月26日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發表一篇精心准備的正式談話，以規劃兩岸溝通的具體事宜。
楊力宇，1949年隨其大姐赴台，1960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后赴美留學，后寄居美國，出任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兼中國研究所主任。1979年至1982年，楊力宇先后11次訪華，致力於促進中美兩國經貿、科技文化事業。1983年3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年會上，他將“中國統一之展望”列為討論會的專題之一。這次會上，被認為是蔣經國在美國的觀察員的丘宏達，提出了被認為是代表台灣方面提出的和談條件。鄧小平認為他的誤解太深，願意當面澄清。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了楊力宇。陪同會見的陣容很強大，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負責中央對台工作），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鄧力群，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汪鋒，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等。在耐心地聽了楊力宇冗長的分析和不同意見后，鄧小平詳盡闡述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構想，后來被概括為“鄧六條”，談話的要點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
“鄧六條”使“一國兩制”的構想更為完備、充實，對中央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說明和論述。指出：台灣問題的核心問題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構成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隻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贊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也不是台灣把大陸吃掉﹔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
“鄧六條”發表后，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海外輿論極為重視，普遍認為，這是和平統一祖國的最新構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議。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這是我們的“底”。1983年8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一行時說：“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始終著眼於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談了一篇和平統一的方案。實際上還是我們過去提出的九條，內容是一致的，不過更具體一點，更明確一點，我們的底全部交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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