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越規范，社會越有活力

■本報記者 張駿

記者：今年市委把“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作為一號調研課題，你怎麼看待政府在創新社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莫負春：政府是社會治理的一大主體。講社會治理，首先需要對政府公權力作出規范，包括對行政決策、行政執法和行政監督行為的規范。在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權力越規范，社會就越有活力。對領導干部來說，要自覺和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一方面，要堅持依法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比如徐匯區人大常委會已實現會議詢問常態化，目前正研究制定關於區政府重大事項及重大決策向人大報告等規范性文件。下一步將在行政預算審查、財政資金績效評估等方面，進一步體現人大的職能作用。
還要堅持依法協調社會利益關系。面對不同乃至對立的利益訴求，定紛止爭，根本的辦法還是靠法律靠公開。對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項目的出台實施，我們提出要實現“三個窮盡”，即窮盡法律規定的程序、窮盡方案優化的可能，窮盡群眾工作的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必須堅守法律底線，絕不能以突破法律底線求得一時的穩定。
記者：也就是說，法治政府建設也是題中之義。
莫負春：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具有很多優點，比如，確定性、穩定性、可預期性、普遍適用性等。創新社會治理，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合作關系，也需要建立在法治框架內。就政府而言，一方面，要明確自身定位，建設服務型政府，解決“干什麼”的問題。在公共服務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提供，選擇性公共服務可引進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首先是理念轉變，政府在規范整合自身工作職能的同時，要注重加強社會治理多元參與主體的培育，建立伙伴合作關系，騰出社會參與空間。其次是制度先行，對社會組織的培育發展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部門職責，搭建政社合作平台，形成市場化競爭性購買機制。第三是陣地拓展，形成一批社區服務的項目基地。最后是信息化運行和監管，要對政府購買服務建立評估機制和辦法。比如目前徐匯正在全市率先試點養老評估信息管理平台，今年還將建成區行政服務中心綜合管理平台，對“12345”熱線、城市網格化管理等實現公共管理和服務的信息整合和全程監管。
另一方面，要規范政府職能，建立法治政府，解決“怎麼干”的問題。要堅持職權法定，我常對公務人員講，公民權利和政府權力行使，在法律適用上是不同的。對公民權利來說法無禁止即自由，對政府權力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為規范行政權力運作，我們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入手，把該放的權放開，把該由市場做的事給市場，政府重點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此外，為防范廉政風險，徐匯教育、衛生、體育、文化、養老等領域，凡屬於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全部實行代建制。
記者：法治政府與社會是如何互動的？
莫負春：從管理到治理，很大的區別就是治理強調政府、居民、企業、社會力量的相互合作。政府處理問題比較強調法治、規則，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比較強調道德、倫理，法理和情理相結合，可以取得最佳的治理效果。徐匯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豐富的社會資源，這也形成了徐匯社會治理的一些特征和優勢，一方面社會主體比較豐富，區域匯集了大量高等院校、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和高新技術企業等資源。另一方面，社會發育比較成熟，居民文化水平高，自治意識較強。因此，徐匯創新社會治理有著天然的優勢。俗話說得好，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們在創新社會治理過程中，始終堅持“為民、利民和靠民”的宗旨，始終堅持發動、鼓勵、支持區域單位的參與，以合作促發展，動員區域單位打破體制內的“小循環”、“內循環”，共同服務民生、服務社會。為此，我們成立了區域黨建促進會，吸納全區194家區域單位黨組織參與，建立區級層面的區域化黨建工作協調機制，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多方合作、協同治理。
我們感到，當前社會結構深刻變化，人員流動速度加快，新的社會組織不斷涌現，創新社會治理，黨建必須發揮引領作用，通過建立制度化系統化的聯系服務群眾機制，使基層黨組織扎根於基層，真正起到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作用。
記者：在社區共治、居民自治當中，法治如何體現？
莫負春：在社區公共事務治理中，政府權力應當為自治留出空間，既是對政府權力的規范，也是對公民權利的尊重。推進小區自治，一要堅持問題和需求導向，必須居民有需求，有公共議題，有參與的內在動力，黨組織順勢而為，加強引導，就會水到渠成。二要健全居民自治制度。居民自治和社會共治必然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不少居民自治都有一套約定的公共規則，比如，斜土的“船長俱樂部”有《船長俱樂部管理制度》、梅隴三村的“綠主婦議事會”，也有專門的議事會章程。三要加大支持和激勵力度，徐匯田林、徐家匯街道等都設立了居民自治項目專項經費，鼓勵居委會根據居民需求自主設計自治項目。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