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黨帶領人民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走出新路很不易，在前進中面臨著無數風險挑戰，其中一個棘手問題是：既要堅持改革開放，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同時又要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原則，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改革與開放是相輔相成、合為一體的。比較而論，對外開放與防止“西化”（即資本主義化）的聯系更直接，是對立統一的辯証關系。圍繞對外開放、怎樣開放，一直伴有爭議，遭遇干擾和阻力。能否處理好這層關系，關乎改革開放的方向和前景。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此作了明確表態和深刻闡述。這些相關論述構成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織部分，為我們排除干擾、成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今天，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關聯度遠遠超過以往，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依然面臨著風險和考驗，受到各種噪音雜音的干擾。重溫鄧小平的相關重要論述，有助於我們深化認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一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確立及重大意義
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差距，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那套“左”的東西顯然已行不通，必須轉移黨和國家工作重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為第一要務。而要縮小與世界的差距，就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必須對外開放。1978年3月11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明確指出，認識落后，才能去改變落后。學習先進，才有可能趕超先進。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同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也表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對外開放是對哪些國家開放？從外交格局看，中國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歌曲《友誼花開萬裡香》傳唱一時，“美麗的鮮花在開放，朋友們來自遠方，亞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誼的歌聲高聲唱……”，所謳歌的正是這種親密關系。中國在不寬裕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援助這些國家，對方也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件事情上。進入新時期后，這種友好關系得到延續，但一個客觀事實是，雙方均屬於發展中國家，中國要想得到急需的資金、技術支持，在這層關系內難有作為。至於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系，當時仍未實現正常化。於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交往便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
當時我們承認落后，主要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對比得出的結論。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指出，要承認落后，承認落后就有希望了。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訪問法國、瑞士等西歐五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出訪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經濟代表團。臨行前，鄧小平特意叮囑谷牧說，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們與人家的發展差距，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同年10月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鄧小平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他說，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麼面貌。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
同西方國家打交道，與美國、日本的關系是兩個重要環節。在1972年尼克鬆訪華、中日建交的基礎上，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鄧小平繼出訪日本后，又赴美國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中國與西方關系出現新局面，為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談到對外開放時指出，我們還有一些人沒有弄清楚，以為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裡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這也是一個方面。國家關系即使不能夠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術合作等。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這裡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鄧小平講這番話，是為了澄清對外開放只是對西方開放的誤解。這恰好說明，與西方國家交往確實是對外開放的重點。
作為對外開放的具體步驟，1979年，蛇口工業區開辟，《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實施﹔次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相繼興建，外商開始紛紛進入中國。1983年7月8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要擴大對外開放，現在開放得不夠。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在視察深圳后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稍后明確表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沿海經濟特區的設立，三資企業的出現，必然涉及對舊的體制機制的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外開放本身也是改革，是對過去“左”的政策的糾正。“文革”期間，“四人幫”動輒上綱上線，大批什麼“洋奴哲學”、“崇洋媚外”、“賣國主義”，“鳳慶輪”事件便是一例。鄧小平批駁了這些謬論。他指出，科學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資本家拿來為資本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國家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后不行。 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加拿大客人時，鄧小平還明確表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不過，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李嵐清在《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一書中感慨說，僵化的思想觀念，傳統的體制機制，以及國力家底都很薄弱等，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手腳，對外開放每邁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許多條條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還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和風險。這番話講得很真切。當時，有的地方為了進行革命思想教育，重提“興無滅資”口號﹔有些干部沒有進行充分地調查和分析，把現行的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與對外開放很不協調。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了這種現象。他指出，對於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也要採取科學的態度。他還說，“興無滅資”這個老口號不夠全面，也不很准確。
說到底，不少人對新政策新變化缺乏心理准備，思想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經濟領域靠得這麼近，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事。有人擔心，中國這麼搞，會不會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一再解釋說，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外資所佔份額很小，影響不了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開放沿海大中城市不會沖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因為我國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的。1984年5月4日，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對外開放格局初步形成。但有些老同志對此有顧慮。同年10月22日，鄧小平解釋說：“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本世紀內最后的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 鄧小平后來還精辟指出：“建設一個國家，不要把自己置於封閉狀態和孤立地位。要重視廣泛的國際交往，同什麼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趨利避害。用我們的話講，叫對外開放。”
與擔心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相反，國內還有另一種聲音，鼓噪全盤西化，走西方道路。有些地方出現少數人鬧事現象，並提出什麼“反飢餓”、“要人權”等口號。北京出現了“西單牆”。有個所謂“中國人權小組”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聲稱“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中國應當實行“社會變革”。此外，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有不少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用鄧小平的話說，“這股風來得很猛”。再就是一些青年人盲目地羨慕資本主義國家，有些人在同外國人交往中甚至不顧自己的國格和人格。黨風和社會風氣出了問題，根源在於思想認識混亂，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這與“西化”思潮的影響有關。
鄧小平對此十分警覺。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剖析了錯誤思潮的危害性，明確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指出：“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次年1月16日，鄧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強調，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在鄧小平等人提議下，四項基本原則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1982年12月由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
1987年，黨的十三大科學總結過去9年的實踐，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確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報告強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還有市場，僵化思想仍然束縛著一些同志的頭腦﹔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影響，將貫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
在鄧小平倡導下制定的這條基本路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艱辛探索新路的過程中，來自“左”的、右的干擾一直不斷。鄧小平堅持兩點論，力主改革開放，指導我們黨果敢地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同時又旗幟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辯証思想體現了鄧小平的政治智慧、戰略眼光和非凡膽識。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搞改革開放，就會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西化”，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走老路中國必窮，走邪路中國必亂，都是死路一條。將改革開放確定為總方針，可以防范“左”的干擾﹔明確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可以抵御右的干擾。這兩個基本點相互統一、缺一不可：倘若以僵化的觀點看待四項基本原則，就會懷疑以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倘若以自由化的觀點看待改革開放，就會偏離社會主義軌道。有了相互貫通、相互依存的這兩個基本點，就可以支撐起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確保我們走出一條正確的新路，實現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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