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杜修賢擔任了周恩來的專職攝影記者。
1974年4月，此照見報后，標志著鄧小平將接替患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
1971年5月1日，毛澤東和林彪最后一次同時出現在天安門城樓。
86歲高齡，杜修賢依然可以保持整支煙的煙灰垂而不落。
2014年6月11日中午，88歲的杜修賢老先生解脫了，在安貞醫院卸下了插在身上的所有管子，從此沒有了病痛，也沒有了生命體征。他追隨著他鏡頭中一個個先他離世的偉人身影，駕鶴西去。
提起杜修賢這個名字，相信很多人並不陌生。
杜修賢從1960年負責周恩來總理專職攝影，又在1970年同時擔任毛澤東主席專職攝影，他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最后一位攝影記者。從1960年起，《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新聞照片下很多都署有杜修賢的名字。他在中南海拍攝長達16年，是拍攝領袖時間最長、拍攝照片最多的一位資深老記者。16年裡，杜修賢用他手中照相機為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拍攝了大量的新聞照片，可以說，他的鏡頭伴隨著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走進垂暮之年，也伴隨著共和國沉重的腳步，度過了20世紀70年代最為難忘的風雲變幻歲月。他不僅用鏡頭記錄了中美關系步入正常化精彩一幕，也拍攝了中日兩國化干戈為玉帛建立外交關系的談判過程。與此同時，杜修賢的鏡頭見証了林彪等人在廬山的“精彩”表演﹔聚焦了鄧小平三起三落的不平之路﹔定格了毛澤東、周恩來兩位偉人最后的瞬間﹔觸及到江青一伙搶班奪權等一系列歷史嚴峻關頭……於是這位原本平凡的攝影記者有了別樣傳奇的經歷，使得他拍攝的許多新聞圖片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本人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中南海攝影家。
一 大小眼高低肩的倔老頭兒
杜修賢在政壇新聞上“行走”了近20年，離開中南海多年后，他還是那樣不善言談甚至外貌有點威嚴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問底的訪談，更不允許作家們對他的經歷進行任意的加工與聯想。
我作為第一個採訪杜老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位長達20多年整理並解讀他鏡頭內外故事的軍旅作家，先后將他傳奇的經歷與鮮為人知的圖片在我寫作的《紅牆裡的瞬間》《紅鏡頭》《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等書中加以展示。
我正式開始採訪杜老是1990年，那年杜老63歲。盡管這位老攝影家已不再有當年在中南海裡奔走如飛的速度，抓拍動作也不及以前敏捷，但他會不服老地告訴你：我今年36歲！
隨著採訪不斷地進行，與他接觸增多，便發現他身上有許多和職業有關的特點。比如他長期用左眼對准取景框，右眼緊閉，久而久之，他古銅色的臉上出現了左眼大右眼小的“職業眼”。一旦舉起相機，那隻小的眼睛便會麻利地合上，從而保証左眼一目了然，取景迅速。
除了眼睛有大小之別，肩頭還有高低之分。這也是長期背負攝影器材留給他的終身紀念。早年從事拍攝，肩頭除了要背幾部照相機，還要挎一個沉重的閃光燈充電箱，他又喜歡獨用左肩，所以造成了左肩低右肩高的塌肩模樣。隻要一穿休閑裝，特別是夾克什麼的，就會出現前襟不對稱的“獨特款式”。不過他會幽默地告訴你：搞文化的人都不修邊幅！
不過，杜老的大小不一的眼睛與高低不平的肩頭，絲毫不影響他硬朗的氣質與挺拔魁梧的身板。
還有，杜老吸煙技巧也堪稱一絕。
誰見過吸完一支煙而不彈一次煙灰的人？杜老就有這個絕技，他的指間可以夾著彎曲而不散落的一寸多長煙灰，任意地動來動去。細一想，這種平衡功底也是和攝影有關。以前他可以用手端出四分之一慢速度，如果沒有過硬的平衡功底，吸一支煙不落煙灰絕對是做不到的。曾經有一位採訪他的攝影記者不服氣，也點燃一支香煙，要和他一比高低，結果這位自認為有深厚平衡技巧的攝影記者，吸完一支煙，中途掉落了三次煙灰，其中一次掉落在自己的化纖衣服上，還給燒出一個小洞。而杜老煙蒂上的煙灰形成了一個弧形，堅持垂而不落，直到將香煙吸完，他才將一寸多長的煙灰彈進煙缸裡。
見過杜老的人大多評價他是條漢子，如果相處久了，漢子前就要再加一個“倔”字。杜老的性格非常倔強且耿直。他不會作假，不會說奉承話，更不會拍馬屁，甚至連接電話都不會溫情地問一聲你好，而是粗聲莽喉對著話筒——講話！不了解他的人會被他這特殊的方式嚇一跳。
——你是杜老嗎？
——差不多。
——您老近來好嗎？
——湊合。
——想請您吃飯。
——不必了，有事電話裡說，這也是精神會餐……
和他熟了，開始一點一點剝去酷似嚴厲的外表，窺探他善良溫和的心靈。
二 周總理管他叫“杜三”
他說，這一生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周恩來總理，他對周總理的感情也最深。
周恩來總理素以嚴肅、謹慎、一絲不苟著稱，杜修賢跟隨他十多年，不僅鏡頭裡留下了一國總理風度翩翩的身影，也在腦海深處留下了總理慈父般的慈祥與嚴厲。
1960年春天，在新華社擔任攝影記者的杜修賢被派往中南海記者站，到周恩來身邊擔任專職攝影記者。不久，周恩來在西花廳會見外賓，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和周恩來拍一張合影。
那一次，周恩來提前到了會見地點，他走進大廳就和事先抵達的記者們一一握手。杜修賢一見，趕緊跑到跟前為他們拍照，一連拍了好幾張，最后周恩來走過來和他握手，剛握上手，周總理突然轉過頭對別的記者說：“我和老杜握手怎麼沒有人照相？”
杜修賢忍不住笑了：“相機在我手裡，別人照不成啊！”
周總理並沒有作罷，而是示意另一記者接過相機，為他們拍攝了一張握手的合影。直到今天，在西花廳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同志，說到這兒，都說老杜幸運。他們從來都沒有和周總理單獨合影過，而杜修賢去西花廳不久，就有了一張合影，而且是周總理主動提議“補拍”的，這讓大家羨慕不已。
除了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杜修賢去的最多的要算天安門城樓了。每年領導人總是要登上城樓慶祝“十一”和“五一”。而在城樓上，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喜歡走到城樓欄杆前，向城樓下的群眾揮手致意。這時要想拍攝領導人的正面圖像談何容易。杜修賢為取得理想的拍攝角度，不得不將自己上半身懸到城樓欄杆外。有一次他剛對好焦距，突然覺得有人用手緊緊拽著他的衣角。他直叫別拽別拽，再拽鏡頭就照不全了。可是身后的手卻越拽越緊，他還以為是負責警衛的同志，扭過頭正想嚷嚷，話到嘴邊卻僵住了，拽他的不是別人，是周總理！
“要鏡頭不要命了，掉下去怎麼辦？”周恩來嚴肅地望著他，低聲責備。
杜修賢也算是個剛強的硬漢子，多少困難面前都沒落過淚。這時他的眼睛潮了，周總理充滿愛意的責備，一直暖進心窩子。后來他在城樓上照相，周總理隻要見他拼命三郎要鏡頭不要命勁頭上來，便會悄悄過來拽著他的衣角。一次又一次，連杜修賢自己也數不清楚，周總理究竟拽過他多少次衣角。但周總理用手呵護他的生命一直溫暖著他的記憶。
杜修賢相機拍攝的底片一角有一個“3”的阿拉伯數字。原來專職攝影記者也按照當時中央領導人排序分為拍攝毛澤東的是“1”、拍攝劉少奇的是“2”，杜修賢正好是“3”，這樣底片一出來，就知道是哪位領導人的攝影記者拍攝的。
莫不是和“3”有緣分？周恩來在國外送杜修賢一個別名——杜三。這個帶回國的名字，在中南海裡竟然比他的本名叫得還響亮。老攝影師對這個名字也是格外鐘愛，因為在他的記憶裡，具有嚴謹風格的周總理也會來點出其不意的幽默，“杜三”這個名字就是周總理幽默的結果。
1963年底，周恩來總理由陳毅外長陪同出訪亞非歐十四國，杜修賢隨同拍攝採訪。到達幾內亞已經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節。可是位於赤道的幾內亞卻在火熱的陽光下。白天熱了一天，到了傍晚，周總理提議大家走出賓館散散步。杜修賢提著相機，跟在周總理身后。大家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藍色的大海，感受陣陣扑面的熱風……
走著走著，周總理止住腳步，望望陳毅的秘書杜易，又看看正在一邊搶鏡頭的杜修賢，說：“陳老總，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時周總理很少開玩笑，陳老總沒注意總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經回答說：“就是麼！這麼多天在非洲轉，硬是把人都晒黑噢！”
周總理朝杜修賢招招手，“老杜你過來，過來！陳老總的秘書叫杜易（一），幾內亞的總統叫杜爾（二），你嘛叫杜三……好不好？”周總理話沒說完，陳老總先哈哈地笑了起來：“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家族，一家兄弟。”
身邊的人被總理的“一二三”和陳老總滑稽的川腔逗得直樂。
“我有那麼黑嗎？”杜修賢用手摸摸臉。回國后，杜三這個名也帶回了中南海，有人打電話到他家，找杜三。家人愣了，誰叫杜三啊？杜修賢指指自己自報家門，我就是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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