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彈指千鈞的歷史記錄者
這樣其樂融融的好光景到“文革”期間就中斷了。
1972年春天，周恩來被發現患上了膀胱癌，1974年6月1日住進了305醫院，總理的外事活動也從西花廳延伸到了305醫院。周恩來病情不斷加重，這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憂心忡忡，一碰到會見外賓的時間超過半個小時，他的衛士、秘書就開始不住地從門縫往裡瞧。如果超過一個小時還不結束，醫護人員也著急地站在門外。這時他們就讓杜修賢進去拍結束鏡頭，開始杜修賢不知道周總理患有重病，不理解醫護人員的意圖，不敢貿然進去，他怕違反規定。
“沒那麼多的規矩。總理都病成啥樣了，老這麼坐著怎麼行？進去呀，你進去呀！”大家不管杜修賢的顧忌，硬是把杜修賢推了進去。
硬著頭皮走進會見廳，杜修賢舉起相機對准賓主談話的方向。也不知是湊巧還是外賓知趣，會談還真的結束了。
大家在門外朝杜修賢直伸大拇指，說他為總理贏得了休息時間。
杜修賢這才意識到周總理真的得了很重很重的病。不然醫護人員和衛士們也不會寧願違反規定也不願讓總理多談一會兒話。
1974年12月5日，杜修賢去拍攝周恩來在醫院會見日本客人池田大作。會見時間不太長。結束后，他提著攝影箱剛走到客廳的門口，身后有人叫“老杜”。杜修賢心裡“咯噔”一聲，這非常熟悉的聲音不用分辨也知道是誰。
杜修賢扭過身，周總理不知什麼時候從治療的裡間走出來，一手扶著門框，另一隻手朝他招招。
他三步並兩步，跑到總理跟前，想扶他坐下，總理擺了一下頭：“不用了。”
杜修賢細細地端詳總理，不由地一陣心酸。總理太瘦了，蠟黃的面頰上布滿了老年黑斑，微微地喘息，嘴唇蒼白而干燥，惟有那雙深沉的眸子依然明亮。
周恩來喘定一口氣，將視線緩緩地投在杜修賢的臉上，說：“我的病你知道了吧？”
“嗯。”杜修賢悶著氣應了一聲，心裡涌上深深的悲傷。
杜修賢望著眼前的總理，不知說什麼才能繞過這個讓人害怕的話題。
周總理用略帶沙啞的聲調對杜修賢說：“外國朋友都問我，你的病好得了嗎？我怎麼回答？隻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總理這這……”杜修賢語無倫次，一下子找不著合適的字眼來表達此時的痛苦感情。但他看到周總理坦蕩的目光，隻好咽下這不合時宜的悲傷，竭力控制自己的聲音：“總理，聽說中醫對這個病很有辦法，您試試……”
總理無聲地笑了，笑得那樣平靜，平靜得讓杜修賢心裡直打顫。
杜修賢明白了，周總理已經鎮靜自若、從容不迫地准備走向生命的盡頭。可他這時連一句話哪怕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來。
等周恩來轉身離開，杜修賢的淚水再也抑制不住了，紛紛滴落在腳下的紫色地毯上。
在周總理病重住院期間，中南海裡的毛澤東也在重病中，他與周恩來一樣，還要帶病處理外事活動。有時候杜修賢在醫院拍完周總理會見外賓活動，馬上又趕往中南海毛澤東居住的游泳池進行拍攝。
杜修賢是1970年春季開始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工作的。幾乎沒有給杜修賢半點准備，甚至沒有給他喘氣的機會，命運便把他帶到毛澤東身邊，成為同時負責周恩來拍攝又負責毛澤東拍攝的專職攝影記者。1970年到1976年這七年，正是共和國經歷“文革”動亂，又面臨第一代領導人步入晚年的嚴峻時刻。杜修賢快門下的毛澤東進入了垂暮之年，所以拍攝的不一定都是偉岸、光輝的形象，有時也會捕捉到令人意外的瞬間。
1970年8月，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痛斥林彪一伙時的憤慨、憂慮、失望的神情，至今仍令人感到心之沉重和憂思之綿長。
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最后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無意拍來的“正副統帥”合影，成為了他們最后在城樓上的唯一照片。
1972年1月，毛澤東突然穿著睡衣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原本沒有拍攝任務的杜修賢因為與陳毅老總私交不錯，主動前往，不料意外地拍到了毛澤東最后一次參加追悼會的場景。
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后一次面對鏡頭握手告別，一天后，周恩來被推上了手術台，進行第一次大手術。因為畫面上兩個偉人都面色嚴峻，神情沉重，無法作為新聞片使用，便被封上了歲月的塵埃。可是今天重新審視，竟然如此意味深長，令人心碎……
1976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外賓的瞬間記錄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畫面。
1976年10月6日，這天是江青最后自由的一天，杜修賢用鏡頭記錄了她最后幾個小時的自由生活。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追悼會上使用的那張遺照，竟然是胡耀邦沒有來得及審視的生活瞬間。那也是杜老離休后到離開總書記崗位的胡耀邦家無意拍攝而成的。
也許最后的往往也是最珍貴的，因為時光的不可逆決定了這一點。
有句成語：彈指千鈞，用來形容杜老拍攝的每一個瞬間是再恰當不過了。如今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便是再讀他的“瞬間”，感受他的存在與永遠。我相信，共和國歷史不會忘記這位耿直且率真的忠實記錄者。
壽終德望在，身去音容留。再見杜老，一路走好！
后記
杜修賢有三個女兒，在她們小的時候，需要他關懷和愛撫的時候，正是他為中央領導人拍攝最為繁忙的時候，1976年拍攝了毛澤東追悼會后，他被牽連進“四人幫”的案件裡，開始了長達4年交代“罪行”的委屈歲月。憂郁的心情和不平的待遇影響了他和家人的感情交流。等到他再次平反（“文革”中他被打倒過一次）又一個4年過去了。這時孩子們都離開家，自食其力。
一生都在鏡頭中看世界的杜老，生活朴素，對社會上種種消費行為不適應，也看不慣。如果有人請他吃飯，他就提兩個要求，一不吃貴的東西﹔二不許浪費，所點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則他就退席。他一生跟隨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走過40多個國家，可是他的口味卻是那樣原始，也十分鄉土，始終鐘愛他陝北米脂老家的那碗“揪面片”。
以前他在人民大會堂拍攝周恩來總理舉行國宴，每等拍完周總理所有鏡頭后，才坐到豐盛宴席桌旁。他不動眼前的美味佳肴，而是讓服務員上一碗肉絲面。這一習慣保持終身。這十多年，他基本隱居在京郊一處有菜園子的住所，充分享受了大自然帶給他的那份寧靜與安逸，晚年生活過得悠然自得。用他自己的話說：杜修賢真正過上了休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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