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轉變根本標准是實現社會共治

做到“最大限度”,首先要厘清中央和地方事權財權的劃分,其次要通過法律來確定中央和地方的權力職能關系。比如制定一部中央和地方關系法,這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法律保障

記者:此次“決定”中提到要“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同時,“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這個“最大限度”以及“一律取消”如何才能做到?

竹立家: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宏觀調控,包括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財政預算職能。地方政府則主要是執行政策,也就是“決定”中提到的“微觀事務”。

做到“最大限度”,首先要厘清中央和地方事權財權的劃分,其次要通過法律來確定中央和地方的權力職能關系。比如制定一部中央和地方關系法,以獨立的法律作出規定,這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法律保障。

中央部分行政審批權下放后,地方將獲得一些審批事項,而地方必須用好這些審批權,從而發揮好政府的基本職能,那就是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而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就應該一律取消審批。

記者:在此次“決定”中,明確規定“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這樣的“下放”,會不會“一放就亂”?比如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工程,跟風上馬,導致重復建設、產能過剩、惡性競爭。

竹立家:的確,我們以前曾出現過“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問題。在處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之間的關系中,關鍵一點是政府要始終處於重要的監督地位。在權力下放過程中,要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種制度聯動,制定配套的制度體系,才能將“決定”中的相關內容落到實處。

此外,此次“決定”也明確了政績考核不再唯GDP論。對政府的評價指標不能以GDP為衡量標准,這是今后改革的目標。改革就是要讓地方政府轉變職能,將資金投入到教育、醫療、社會安全、公共設施上。

轉變職能是政府的一場自我革命。在竹立家看來,為了真正落實“全面深化改革”這一艱巨任務,實現2020年改革的戰略目標,政府職能轉變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領域。政府職能轉變事關改革全局,政府能不能在改革過程中實現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排除部門利益乃至個人利益的干擾,保持公共權力的公正性和純潔性,是有效推進全面改革、擴大市場與社會創新性自主發展空間、真正完成現代國家治理“結構性重組”的關鍵環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強調轉變職能是政府的一場自我革命,在改革這盤大棋局中,政府能起到讓全盤皆活的關鍵棋子作用。（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