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並未遠去的時代背影　

　　兩個工程師換不來

　　1953年6月,在“農業支援工業老大哥”形勢的推動下,一批優秀的青年干部從地方被抽調到工業戰線。已是鄭州團委第二書記的焦裕祿被調到正在籌建中的洛陽礦山機器廠。　　

　　7月26日,我們來到當年焦裕祿工作過的車間。吊車提物的“嗡嗡”聲,馬達開動的“隆隆”聲,金屬相撞擊的“當當”聲,齒輪嚙合的“軋軋”聲,混雜交織在一起,把耳朵灌得滿滿的。

　　這曾是廠裡最大的車間,當年有一百多台機床,對於這些鐵家伙的名稱、用途、主要結構,焦裕祿皆爛熟於心。這種熟練得益於他在大連實習的經歷。

　　1955年春,作為洛陽礦山機器廠的骨干,焦裕祿被派到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大連起重機器廠實習。“他剛到大連的時候,機器叫啥都不知道,更不懂圖紙裡那些代數和幾何知識。”82歲的於盛華回憶起自己的老主任時說。

　　“他就把機器上的零件繪成小圖,記在日記本上,天天看,不懂就問有經驗的師傅。為了弄清楚鋼材的材質,他專門揀些鋼屑裝衣兜裡,有空就比比看看,還跟老工人請教,得來一個土法,直接用砂輪打一下,看看打火花就分清楚了。”

　　除了在技術上迅速積累,在大連起重機器廠的廠報上、廣播裡隔三岔五有焦裕祿的名字。無論是生產經營還是思想工作的文章,他都寫得有骨有肉,常常引起廠裡重視。

　　“實習結束的時候,大連起重機器廠想把焦主任留下來,為此不惜另派兩個獨當一面的工程師去洛陽交換,但洛陽這邊就是不放人。走時大連那邊領導問焦主任有要求沒,他猶豫半天,不好意思地說,能不能帶走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最終這個願望實現了,我就是他帶走的技術工人之一。”於盛華笑著說。

　　“我媽常回憶說自己最好的日子在大連,那時可以趕時髦,她能穿上時興的‘布拉吉’,我爸穿著藍呢中山裝,那是他穿過最好的衣服。”焦守雲打開話匣說,“在大連廠門口就有賣五香大螃蟹的,一毛錢一個。我媽說她經常買一個,邊走邊吃,到車間門口正好吃完。那裡大蝦特別便宜,煮煮晒干,回洛陽時還背了半面布袋,白菜燉豆腐時擱幾個,那湯跟牛奶一樣白。”

　　1956年底,焦裕祿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一金工車間主任。

　　“那時候一金工車間馬上投產了,我是個技術員。焦主任利用值班時間,跟我學俄語。那時候要是不懂俄語,連圖紙、工藝文件都看不明白。他練得連舌頭都腫了,終於熟練地掌握了33個俄語字母的發音。”今年80歲的趙廣宜回憶說。

　　雖然尚未投產,但焦裕祿還是安排於盛華當裝配車間主任,23歲的於盛華擔心自己沒經驗,承擔不起。焦裕祿鼓勵他說:“我看你能行,我考驗你三個月了。人哪有全是一朵花,沒有豆腐渣的,那也不符合辯証法啊,是不?”

　　他又囑咐說:“成天說你好的,那可能是溜須拍馬,成天說你孬的,哪怕有幾個人,你也得好好團結這些人,讓他們服氣你,那才是好同志。你在車間裡選班組長也得找忠厚可靠的,不要油頭滑腦的。他們要是騙你,你再騙我,我再騙上級,大家一起騙,最后騙了國家,那就出大問題了。”

　　“那時候焦主任真好學,能鑽研,拿工廠當自己家,晚上十二點也不走,困了就在用裝箱板做的長板凳上瞇一會兒。還攆著我們走,我們從這門走,又從那門回來,被他撞見,他問我們咋回來了,我們說你不走,誰能走。”於盛華難掩激動的情緒說。

　　1958年春,一金工車間接了個大活——制造2.5米大型卷揚機。“那時候我們真是鐵人啊,能扛就扛,但后來身體就不行了,跟彈簧一樣,被壓得變形。我到現在晚上睡不好覺,還得吃安定。”趙廣宜感嘆道,“有的同志看到焦主任一直在車間跟班勞動,實在太累了,就勸他回辦公室休息,他卻說工作需要,咋能回辦公室。”有一個同志反駁說:“坐辦公室也一樣工作嘛。”

　　焦主任卻風趣地說:“屁股和板凳結合得多了,腿就會軟,腳跟就站不穩,容易跌跤。”

　　據悉,1958年造的卷揚機仍在黑龍江鶴崗煤礦正常使用,可焦裕祿卻沒能扛住如此高負荷的工作。“造卷揚機的時候,他五十多天沒回家。晚上11點以后,廠裡才給二兩面條吃,咋能吃飽啊,再加上缺營養,很多人得肝炎。焦主任也在廠裡辦的肝炎療養所裡休息,那時候發了三斤黃豆,他舍不得吃,拿回家給孩子磨豆漿。住院吧,他也不安生,老打聽廠裡的五噸氣錘咋不響了,生產是不是不正常了。”今年85歲的王明倫回憶道。

　　地委批准的棉衣

　　1962年春,焦裕祿因肝炎過於嚴重,轉入鄭州醫院療養。出院之前得到通知,河南省委決定從工業系統抽調一批年輕干部加強農業第一線建設,開封地委點名要他。就這樣,他被調回熟悉的尉氏縣。

　　在洛陽礦山機器廠2—6宿舍一單元西戶,我們找到了當年焦裕祿生活過的“家”。雖然已被現在的房主多次裝修,但也難掩最初的簡陋朴素,絲絲清涼從北窗透入。這個隻有17平米的背陰房間,曾擠滿了焦裕祿一家老小8口人。

　　“縣委派俺開卡車去洛陽接焦書記一家,他那些破破爛爛的家當不用一車就裝完了。”今年71歲的崔合義當年是尉氏縣委的通訊員。

　　當年17歲的王小妹,已是大營區的婦聯主任了。“聽說焦書記調回來了,俺就去縣委看他,他說俺胖了,高了,都不敢認了。俺看他咋還跟以前那麼清瘦,問他條件好了,咋還不胖。”

　　“后來聽他媳婦說,他有肝炎。俺這裡有個土方,青棗晒干后煮煮吃能養肝。那年秋天,俺就給焦書記送去了六七斤新下來的青棗。他知道后當即把我叫去,問我這棗是買來的還是‘平調’生產隊的,我說是買的,他似乎還不相信,又問我多少錢一斤?我說5分。”

　　焦裕祿這才放心地收下。王小妹仍清晰地記得焦書記的話語:“現在是國家困難時期,也是考驗干部的時候,我們可不能往下伸手,白吃群眾用血汗換來的東西。”

　　他在尉氏縣干了半年,奔赴蘭考之前,卻連件過冬的棉衣都沒有。

　　“蘭考風大沙大,冬天比尉氏冷得多,焦書記又整天往鄉下跑,沒有棉衣哪行?同志們商量著要給他做一套新棉衣,可他不肯收怎麼辦。”崔合義說。

　　“大家決定由縣委常委會作出一個決定,以組織的名義讓他收下。夏鳳鳴書記代表常委會跟焦書記說了,可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實在沒辦法了,隻好請示地委。地委負責同志說,你們縣委做得對,要盡快辦好。可等棉衣做好,焦書記早就去蘭考了。縣委派人把棉衣送到蘭考,還附上一封信,告訴他這是縣委的決定,地委也批准了,焦書記這才收下。”崔合義頗為感慨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