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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心態的深刻揭示
貪風熾盛之處，必定吏治敗壞，賄賂公行，公理蕩然，民怨沸騰。《聊齋志異》在涉及官府事務時，通過賄賂以枉法謀私的情節隨處可見，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賄上下”，本擬死罪者“得不死”（《姚安》）。大盜落網，可“以重賄脫之”（《劉夫人》）。官吏治獄不公，遭上司追究，“納數千金”，即可“營脫”（《成仙》）。官員獲罪，“罰贖萬金”，即可免刑（《青梅》）。一人涉嫌“訟誣”，擬嚴辦，“啗以重賄，始得免”（《陳錫九》）。一“狂生”因與某刺史為酒友，“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狂生》）。官員欲謀“遷擢”，需“賚銀如干數赴京”鑽營打點（《遵化署狐》）。奪人妻女，以“貨產行賕”，官府反將本夫“拘質”（《霍女》）。有的本屬冤枉，也需要“醵錢賄役”，以免遭凌虐（《陳錫九》）。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甚至有的人通過賄賂，妄攀無辜，禍及良善，以莫須有的罪名置人於死地（《雲夢公主》、《陳錫九》）。幾乎整個社會風氣都變了，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斷之以法，而斷之以賄”的怪現象。將以上種種聯系到一起，就使讀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樣一種政治生態下，公正斂跡，正義不伸，法律已經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仆。
貪贓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風險，上則國法難容，官德不齒﹔下則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一旦事情敗露，難免聲名掃地、身敗名裂。為什麼許多官員還是如飛蛾扑火，甘冒不韙呢？他們究竟抱著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呢？我們來看看《聊齋志異》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續黃粱》描寫了一個醉心功名利祿、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夢中經歷了“一言之合，榮膺聖眷”，在天子的恩寵下，大富大貴，權勢煊赫，由於擅作威福、百計聚斂、縱情聲色、作惡多端，最終一朝失勢，淪為獄囚，甚至難逃天譴，墜入“九幽十八獄”的故事。雖然魯迅認為此篇事跡，“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但不論從內容之豐富，抑或文採之華美，都決不是《枕中記》或《邯鄲夢》的簡單復制和演繹，而是真正的藝術再創作，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夢中，濃縮了當時宦海凶險、仕途齷齪的眾生相。當主人公高居於權力顛峰時，“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公卿增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甚至“奴仆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說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寵，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則“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終於眾叛親離，成為影單形隻的孤家寡人。
這位黃粱一夢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權、身居高位之際，叱咤風雲，頤指氣使，卻又毫無奉公盡職、為國為民的觀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國計民生，罔存念慮”，當然就經不起金錢美女的種種誘惑，利用權勢，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不是“仗勢凌人”，賣官鬻爵，就是“聲色狗馬，晝夜荒淫”。“接第連仟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敵國。”（《續黃梁》）
他們難道不怕人們的抗拒、憤怒和揭露嗎？對此，貪官們自有一套奇特的邏輯。《夢狼》中弟兄倆的一段對話，極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數貪官的心聲，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事情的緣起要從直隸一位姓白的老人說起。老人有兩個兒子，長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到了兒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惡狼，台階上則白骨如山。兒子竟然用巨狼銜來的死人“聊充庖廚”。老人正驚疑間，忽見兩個“金甲猛士”將其子鎖住，其子“扑地化為虎”，“虎大吼，聲振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這個夢讓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夢狼》）為什麼對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為“黜陟之權”，“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眾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隻要把“上台”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夠得到上司的喜好與信任，不管貪贓枉法也好，草菅人命也好，都可以在仕途一帆風順，飛黃騰達。在那個時候，沒有群眾監督，沒有輿論監督，也沒有健全的制度監督，上面這樣的思想自然更是為許多無恥之徒奉為圭臬，使自己的貪瀆行為有恃而無恐了。
我們把《聊齋志異》關於貪官心態的揭示作一個簡單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們無力抵御和抗拒權力與金錢的誘惑。在掌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又缺乏有效監督的時候，他們不能自制，恣情妄為，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擅權枉法。在雕梁畫棟、錦衣玉食的巨大物質利益面前，他們目眩神迷，窮奢極欲，聲色犬馬，驕奢淫逸，紙醉金迷。這雙重誘惑，使得他們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這樣，官吏貪賄的現象就成為社會的毒瘤，不但長久存在，而且不斷蔓延擴散，以致於在那個時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幾等於麟角鳳毛”了。
蒲鬆齡生活的時代，主要是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到他的晚年，開始進入“康乾盛世”。總的來說，這時清朝統治漸趨穩定，國家的統一得以實現，版圖有所擴大，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繁榮，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統治的黑暗和殘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老百姓的頭上，人民照樣遭受著各種各樣難以掙脫的苦難。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的“盛世”，決不是老百姓的極樂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過是像魯迅所說，生活在一個“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墳·燈下漫筆》）。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可以把《聊齋志異》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澤東同志把《聊齋志異》同《紅樓夢》、《金瓶梅》相並列，稱這是中國小說中寫社會歷史的難得的三部書。細讀《聊齋志異》對官場百態的描寫，有助於我們對清代社會歷史的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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