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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發指的“官貪吏虐”
《聊齋志異》通過一個個故事，將許多“官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體情景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促織》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統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鬆齡不得不把時間設定在明宣德年間。由於皇帝喜歡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為“常供”的一種貢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基層便變成按“丁口”搜刮聚斂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賣子，傾家蕩產。對此，蒲鬆齡說：“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促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邊就往往會形成一場災難。
其實，貪官污吏們可以把任何事情變成壓榨百姓、大發橫財的機會。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為了平定葛爾丹叛亂，用兵於廣大漠北地區。“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軍糧的供給便成為很大的問題。朝廷決定用錢購買民間騾馬運糧。山東長山一個姓楊的縣令，“性奇貪”，便“假此搜刮，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趁墟者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余頭。四方估客，無處控告。”（《鸮鳥》）這個楊縣令竟然置軍國大事於不顧，熱衷於借機肥私，不但將地方牲畜搜刮一空，而且膽大妄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派兵搶掠商賈的馬匹。面對這樣的暴政，受害人固然是控訴無門，楊縣令雖然遭到輿論的譏諷，卻並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貪官污吏們為了聚斂財富，怎樣不擇手段、泯滅人性，書中不乏記載。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為家庭矛盾，涉訟官府。“官貪暴，索望良奢”。貪官一面對臧姑嚴刑拷打，“械十指，肉盡脫”﹔一面向其丈夫大肆勒索。安二成“質田貸貲，如數納入”，最后不得已將田產悉數賣掉，才了結這場官司（《珊瑚》）。還有一位姓夏的商人，偶然從自己的院牆下挖得一個裝滿千余兩白銀的鐵瓮。此事為鄰人妻窺見，出於妒忌，“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錢卜巫》）貪官對老百姓財富的掠奪完全是竭澤而漁的方式，不讓有涓滴的“漏匿”。在另外一個故事裡，描寫了“湖南巡撫某公”，派人押解餉銀六十萬赴京，途中餉銀被盜，“蕩然無存。”巡撫多方追查，卻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王者》）這位巡撫看到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馬上設法補解。幾日以后，驚嚇而死了。我們從“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幾個字中，不難想見有多少家庭被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聊齋志異》對貪官鞭撻的主要矛頭所向，或者是“位極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開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當時政治舞台上的中高級官員。這當然不難理解。因為高官們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一旦身涉貪賄，其惡劣影響及社會危害就特別嚴重。而且上行下效，一個貪瀆成性的高官，往往成為一群貪官的保護傘，在破壞政治秩序和敗壞社會風氣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也還有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小官大貪，如該書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梅女》）一些底層官員、甚至那些被稱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書吏、門丁之類，隻要手中握有一點權力，也往往會對小民多方刁難，百計勒索。而且因為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觸，許多具體事務都經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護餉之類，在在皆須其力”，是“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何耿繩：《學治一得編》）這就為他們殘民斂財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且正由於他們身份低賤，連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對他們的約束力，為非作歹時就更加無所顧忌，膽大妄為。因此，老百姓對這樣一些人就更加有著切膚之痛。《聊齋志異》在評事論理時，極少使用不留余地的絕對化語言，但在談到對“公役”的態度時，卻講了這樣一番話：“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為虐。”（《汪秋月》）說“公役”無不可殺，自然有點過分，但在這種咬牙切齒的詛咒背后，反映了群眾的滿腔委屈和無比憤恨，卻是不可忽視的現實。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權與司法權為一身的，斷獄判案是他們的主要公務之一。司法不公是社會不公的最突出的表現，也是貪官們弄權納賄的主要渠道。貪贓必定枉法，在這方面，卑劣和無恥也表現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張膽。對此，《聊齋志異》作了這樣的描述：“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祗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憤而已。”（《冤獄》）這一段話，既揭露了官吏以權謀利的種種手法，又訴說了小民在冤獄面前的悲慘境遇，無異是一篇對黑暗刑獄制度的血淚控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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