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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風的束縛，還文筆以自由。不知道是起於什麼時候，我們機關的文章從標題到內容越來越講究排比、對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領導講話、權威報刊的理論文章，文內第一層次標題不管相隔多遠，主語謂語賓語、名詞動詞形容詞，語式甚至到字數都是對應的﹔然后第二層次標題換個排列方式，又都是對應的﹔如果有三層、四層標題，仍然是對應的，規規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學生造句作業。至今一種常見寫法，XX是目標、XX是任務、XX是窗口、XX是橋梁、XX是紐帶……下了一番苦功，但透著一股陳腐氣息。這種寫法，不是以內容的需要來擺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來裁剪內容，合之則留，不合則去，結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觀點得不到闡述，統統被割裂得七零八落。這種文章給讀者留下的只是一個刻意雕琢的詞句框架，很難留下深刻的思想啟迪。在毛澤東的文章中，你們去找找看，四六句兒、工整對仗，一層標題二層標題三層標題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沒找到。毛澤東多少還講點兒文字的風採，鄧小平連這個都不講，干脆就是直說，“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拿最土的話來說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說他沒有文採，簡朴、明快、透徹，這本身就是一種文採，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文字工作要為實際斗爭服務的一種精神的體現。我們要的文採是這種文採，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過分雕琢的文採。
我們文學史上有一種駢體文，兩漢、魏晉下來，多少人寫了多少駢體文，辭藻華麗得不得了，人們能記下的大概隻有“滕王閣序”，因為它做到文字和內容高度配合，其他如著名的“三都賦”，搞得洛陽紙貴也沒有多少人記住。這種駢體文的特點倒是被今天我們有些同志繼承了，可惜玩文字又玩不過古人。毛澤東也有過工整、對仗、排比，在《反對黨八股》裡。他說：“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第一條叫做“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四個字兒一句，兩句八個字，繼續工整下去，第二條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然后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最后一條“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工整對仗排比，無以復加。但毛澤東是提倡這個嗎？他是最看不上這個的。我並不是說大家有時候用用排比、對仗，講究講究工整，都是多余的。我是不贊成我們的年輕同志把寶貴的時間精力用到這個方面去，不願意這種風氣成為我們的一個導向。
第三，文章盡可能短一點。文章要短一點，大家都知道。那麼怎麼才能短？我在改稿實踐中發現幾個具體的方法。比如，我們現在經常是同樣的話翻來覆去地說，如果一個意思決不說兩遍，自然就短了。開會講話中難免要表示感謝，經常是謝了一次不行，隔幾頁還謝第二次，甚至謝三四次，你把感謝的話放到頭裡一起說完了，后面就不要再感謝了。講形勢的分析，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個段落﹔講工作部署，所有部署全放到一個段落。我現在替大家改稿子經常不是為了修改思想，思想都非常正確，功夫就花在把“同類項”搞到一起。再比如，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這是魯迅的話，從小老師就教過我們。但實際上我們文字中，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落太多了。我們為什麼文字越弄越長呢？除了大家文化素質越來越高、思想越來越豐富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書寫方式越來越便捷。古人最早在絲帛上寫，絲帛貴呀，他必須盡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還有竹簡，用竹簡很費勁，要把竹簡削出來，還要防腐，肯定他要盡可能地省略字句。古人講“學富五車”，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車書，誰也讀不完，但是古人能讀完，因為他用的竹簡，五個牛車也拉不了多少字。然后呢，有了毛筆、墨汁和紙，后來又有了鉛筆、鋼筆，廢話就開始多了。尤其是今天有了電腦，這個廢話就成倍增長。因為許多規定性詞、句甚至段落，如果用筆寫要寫好一陣呢，過去他就會省略一些，或干脆不寫了，現在隻要“梆”一按，就全出來了，何樂而不為嘛！一些同志給領導寫稿子有一個心理，我也干過這個活兒，先把字數弄多一點，把稿子撐起來，顯得很充實，顯得賣了力氣，領導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刪嘛，有些句子隻要寫上了，諒你也不敢刪。如果碰上個對文字沒有興趣的領導，他就照念，結果不僅把大家的時間都浪費了，還把這個單位、這個地方整個文字水平拉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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